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起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吾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地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即胡宗南——笔者注）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1、2、4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幡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8个团向绥东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 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12月2日，张学良自驾军用飞机，单身一个人，不带枪、不带卫兵，飞到洛阳。他此行抱必死之心，准备向蒋介石强谏，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曾放出话来，蒋介石如果不满，可以将徒手的他随时随地当场打死，故谓之“尸谏”。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谈话是从南京国民政府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的“七君子事件”开始的。
原来早在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尔后，史良又在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中，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1936年11月23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就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领导人，并将他们移送至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再说张学良这一回一见蒋介石，便质问道：
“他们犯什么罪？如果说他们有罪，那就是爱国之罪！”
他指斥蒋介石：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猛地一拍桌子，吼道：
“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如不然，就把你换掉！”
张学良面无惧色地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吗？其实骂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在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
他逼视着蒋介石，大声嚷道：
“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不许抗日，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蒋介石冷冷地说：
“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张学良毫不退让，说：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
说罢，他一转身，“咣当”一声，摔门而去。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12月2日这一天，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革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再飞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西北中共红军。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领导人中的“抗日派”孙科说：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的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孙科字哲生——笔者注）先生。”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300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笔者注）犹不悟也。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初，毛泽东还在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着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随从的警卫员贺清华他们几个人也跟着旁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也明白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天气太冷了，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写书时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终于等到了规定的烤火时间，贺清华这才为毛泽东领来了木炭，生起了炭火。
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他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可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便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猛然见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地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他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几天后，毛泽东就停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写作。据他自己讲，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只完成了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要写，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且说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