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张学良只身前往临潼华清池拜谒蒋介石，就抗日、联共问题，再一次向蒋介石苦谏，他说：

“日本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目前共产党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而且愿意拥护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说到痛处，张学良泣不成声：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是为了维护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

尽管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他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欺骗。最后，他竟然说：

“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1万多人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并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马上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请蒋介石接见这些游行学生。不料蒋介石竟在电话中怒斥他说：

“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张学良怕出事，乘车追赶游行学生到十里铺，在灞桥的一个土坡上向学生讲话，劝学生回城。他说：

“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

12月10日，张学良来到华清池，把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但不理会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反而斥责张学良说：

“你失掉了国府大员的身份，站在学生立场说话，你必须以武力弹压，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制止这些学生。”

12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张学良说：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兵谏之前，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往临潼华清池。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里，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混战中，蒋介石的秘书萧乃华、少将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陆军上将兼广州行营参谋长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死的死，伤的伤。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见蒋介石住的3号厅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皇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们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所在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

与东北军捉蒋的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蒋介石嫡系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他们随即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宋美龄、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周恩来急匆匆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此时刚刚躺下休息。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有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两份电报，迅速浏览了一遍。只见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电报上写着：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看罢，他对周恩来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都说应该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再打内战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他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此时，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激动地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按计划将事先拟好的抗日救国之8项主张通电全国：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5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8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 杨虎城 朱绍良 马占山 于学忠 陈  诚 邵力子

蒋鼎文 陈调元 卫立煌 钱大钧 何柱国 冯钦哉 孙蔚如

陈继承 王以哲 万耀煌 董英斌 缪澂流 叩

从上边签署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原定的东北军、西北军几名领导人之外，又加上了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军政要员。他们的目的是想增加通电的力量，但这样做并未收到预定的效果，那么多的中央军政要员突然反蒋，反而令人产生了怀疑。同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军投靠。53军军长万福麟不仅未按命令执行，还将拟率部去扼守黄河大铁桥，控制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予以扣押。在洛阳的黄大定也归顺了中央军，让出了洛阳。在潼关附近的冯钦哉通过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等联系，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瑶的“讨逆军”得以通过潼关进入渭南地区。

且说在12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人继续开会，他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地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等表示赞成中央的决定。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作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他还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领导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央军委也向内部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