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纯见毛泽东提起了方志敏，心情沉重地说：

“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的。”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泽东面色凝重，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左’倾错误路线断送了他。”

方志纯有些激动了，他说：

“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泽东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10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当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

方志纯忿忿地说：

“‘左’倾错误路线真是害死人！”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泽东沉默了片刻，又关心地问：“现在赣东北怎么样？”

“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毛泽东说罢，又问方志纯：“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方志纯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鼓励道：

“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地说吧。”

方志纯这才说：

“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泽东笑吟吟地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他又对坐在一旁的李富春说：

“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说：

“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方志纯见夜幕已经降临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令方志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之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又被派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整整3个年头。

且说此时的西北高原已经是寒风凛冽，可毛泽东穿的那件旧棉衣早就不成样子了，却就是不肯换新的。警卫员们自作主张，找到管理部门，让给毛泽东做了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新棉衣。他们也知道，直接把新棉衣拿给毛泽东，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要。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才想出个办法，趁他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等他醒来没有了旧棉衣，就只好穿新的了。然后等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再做好，两件换着穿。众人依计而行，换了新棉衣，三下五除二就把旧棉衣给拆了。这一拆才知道，那旧棉布已经糟了，就是神仙也难以再照原样缝起来了。毛泽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不见了，就把警卫员叫进来，指着新棉衣问：

“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看样子，那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

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着。毛泽东看着警卫员着急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那，你看怎么办？”

警卫员一看有门儿了，马上高兴地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吧。”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

说着，他拿起新棉衣，又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去照办了。

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回信。

原来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长沙长郡中学担任庶务的表兄文运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便写信介绍他到延安找毛泽东。莫立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转交了文运昌的信。文运昌在信中除了介绍莫立本，还倾诉了兄弟离别之情，又说到了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以70岁的高龄在1929年以“共匪头目亲属”罪，遭到许克祥部的捆绑关押，花了不少钱财方才保释脱险，但从此一病不起，已于今年6月27日去世。毛泽东看到八舅父因受连累致死，心中非常内疚，悲痛万分。不久，他又收到了文运昌的一封信，说在长沙教书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想到延安谋生，希望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

由此，毛泽东就给表兄写了这封回信。这是他与外婆家的联系中断了整整10年后寄出的第一封信。他在信封上写着：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先生收。他在信中写道：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今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文楠，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缘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劳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组织上给在湖南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块银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刘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乡下亲人不要来此谋事，此处并无薪水，然而韶山的热血青年们还是一批一批地朝着延安千里跋涉。岂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纷纷拥向延安。

中共中央为了教育这些青年，决定在安武堡举办青训班。组织上派吴朝祥担任青训班女生队政治协理员。吴朝祥临行前，毛泽东约她谈话。毛泽东说：

“你要通过谈心，开座谈会，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穷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们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们的个性、爱好与特征，根据她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语所说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到青训班学习的，有不少人老家是东北的，她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尝过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让她们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坚持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培养骨干，启发群众自我教育。对知识分子，既要看到她们要求救国要求革命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她们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大城市来的女同志，烫了发，抹口红，搽胭脂，不要看不惯，更不要讽刺，要慢慢诱导他们转变生活作风。”

吴朝祥，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通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红4方面军长征。后来她在抗战时期曾先后任中国女子大学校务处副处长，辽东军区第2医院政治委员。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以他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张、范（盘踞在定边、安边和靖边的土匪头子张廷芝和范玉山——笔者注）两匪据守土围，强攻土围须有严密的侦察，周详的计划，并对围内及围外之敌须有严密的警戒，不可疏忽。

（二）即请将土围巩固状况，匪之兵力工事，设备粮草柴水之供给，群众条件及匪外援之可能性，详细查明告我。

（三）27军（指以贺晋年为军长的原红27军，全国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在三边地区剿匪——笔者注）是否有迫击炮，攻坚的火力如何，均请告，在未有十分把握以前不可轻动。

毛　萧  28日15时

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及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迪化经西安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他是在迪化登上专机的。

王明在回国前，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康生、邓发以及刚从南俄疗养回来的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需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征询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想回国工作。”

季米特洛夫说：

“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邓发同志去新疆工作。”

之后在11月11日，王明、王稼祥、康生、邓发在季米特洛夫陪同下，拜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

斯大林问王稼祥：

“红军还有多少人？”

王稼祥说：

“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

王明插话说：

“还有30多万人。”

王稼祥毫不客气地立即纠正说：

“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人，不是30多万人。”

斯大林说：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

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在党内的威望更不可能全面了解。而王明常年在苏联，颇受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另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季米特洛夫曾经记载了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的谈话要点。斯大林说：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还要生产坦克。（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可能独吞猎物。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斯大林谈话中的基本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知不知道这个谈话内容？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王明回国后却反其道而行之，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又一次上了这个政治骗子的贼船。

季米特洛夫在王明临行前，特意嘱咐他说：

“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就是他们要推你为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11月14日，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到了新疆迪化。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决了一直追随张国焘的李特、黄超。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作茧自缚难逃脱。

人不公道天公道，天道循环命难活。

与枪决李特、黄超的同时，王明还借盛世才之手逮捕了曾经与他进行过斗争的俞秀松。

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俞秀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25年第二次赴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其间，他与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对王明一伙在副校长米夫支持下的宗派主义活动表示不满和反感。俞秀松曾几次找王明谈话，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王明表面虚心接受，内心却记下了仇恨。1927年11月，俞秀松进入列宁学院深造和工作，多次遭到王明等人的陷害。俞秀松、周达文对王明无中生有的诬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年7月，董亦湘、周达文、俞秀松由联共（布）中央先后派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1935年6月，联共（布）中央决定以俞秀松为组长的25人小组进入新疆工作。1937年苏联清党时，董亦湘遭王明陷害，被捕入狱。1937年7月14日，周达文因被王明诬陷，苏联内务人民部以“托洛茨基右派反苏组织成员”的罪名，将其逮捕。接着，王明又借回国途经新疆之机，逮捕了俞秀松。后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1938年4月13日判处周达文死刑。俞秀松在1939年2月21日被杀害。董亦湘在1939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