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与王明“打了一个平局”。

由于蒋介石希望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可以组团去武汉一趟，同国民党谈判，但应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任弼时，他写道：

朱、任：

甲、根据聂电，平汉路以东地区现甚空虚，拟向东派出两支队游击。（一）由129师以步兵一个营附骑兵一连，深入到磁县、沙河、赵县以东之永年、广平、曲周、广宗、清河、平乡、南宫、新河、枣强广大地区活动。（二）荣臻以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组成支队，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之线以东，沧石公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兴公路以南地区活动。首先即须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其次沧石路之破坏亦很重要。

乙、该两支队须配足得力的军政干部及无线电台番号、独用密本。

丙、该两支队任务：（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遗散武器，扩大本身。

丁、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毛泽东　彭德怀  16日

12月17日，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以769团4个步兵连队、1个机枪连队、1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386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东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到达汉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等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王明在会见中就如何改善工农处境、调动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蒋介石说：

“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

蒋介石一见王明，就高兴了。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说，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汉。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7人组成，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不经过中共中央，擅自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他自己为副书记。王明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

此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5人，他们是：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毛泽东不得不再退让一步，予以承认。从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他头脑发热，幻想总有一天会成为“七大”的总书记。因此，他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此时，叶挺、项英在日本租界的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分析抗战形势，总结上海和南京失陷的教训，研究当前的工作和任务，标志着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

12月25日这一天，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吹捧蒋介石领导了全国军民“5个半月的英勇抗战”，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其中在第2条中强调：“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的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他企图以这个“六大纲领”与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

12月27日，王明在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竟然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说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说“国民党内部”“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

后来他于1938年1月在武汉大学所作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中，否定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说：

“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所谓对友党友军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说对友党友军要：“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潮对新四军工作及武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武汉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和蚁社等进步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颇为活跃，社会影响很大。王明为了表示诚意，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下令这些团体到国民政府登记，结果一个个被国民党下令解散。王明将这些抗日团体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了。

12月30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等人的名义起草了给正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一封重要电报，他写道：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3万至5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钳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

12月底，西路军部分干部经新疆、兰州、西安回到延安，他们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李天焕。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

“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的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刚到抗大学习不久的陈先瑞说：

“下午3点，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陈先瑞，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给地主放牛，受尽欺凌。1929年8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4方面军手枪团班长，红25军手枪团分队长、中队长，红25军224团1营政委和223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鄂豫皖第1至5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 月，他随红25军长征，12 月到达陕南，月底，奉命带领223团七连和少数干部到鄂陕边区的湖北陨西、陕西山阳、镇安等地打游击，开辟鄂陕根据地，组建了鄂陕游击师。他被任命为司令。1935年2 月，鄂陕游击师改为鄂陕游击师总司令部，陈先瑞任司令员，统一指挥鄂陕边区的3、4、5、6、7、9路游击师和华阳游击大队，参加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7 月，红25军离开陕南西征北上后，陈先瑞继续领导和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9 月，鄂豫陕特委成立并组建红74师，陈先瑞任特委常委、红74师师长，率部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部队由组建时的700 多人发展到2000 多人。1936年12 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74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红74师），陈先瑞任军长。1937年红74师在三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留守处，陈先瑞任留守处主任。同年10 月，他改任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团长。

且说这天下午3时许，陈先瑞准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1万大洋。你知道吗？1万大洋可不少啊！”

陈先瑞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见毛泽东说起他的情况如数家珍，感到非常惊奇。毛泽东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爽朗地笑了。陈先瑞在桌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毛泽东坐在桌子的对面。他伸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燃了，抽起来。陈先瑞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又观察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身材挺魁伟，头发往后梳着，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

“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15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

接着，毛泽东问起红25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在长征中的情况，又问了红74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

“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垮，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过去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毛泽东又问陈先瑞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陈先瑞说：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是有决心学好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地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你们部队的任务很重，好在离部队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随时回去处理。你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联系过去的斗争经历，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做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

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很简单，一荤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泽东一边往陈先瑞碗里夹菜，一边说：

“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做客可不能饿着。”

饭后，陈先瑞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今后常来做客。”

1938年1月1日，延安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举办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帮助组织者策划以外，还亲自带头捐款捐物进行赞助。

组委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展览会之前发出了一个《缘起书》，说明展览会的宗旨是：“为着更广泛地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完成工人阶级在国防经济建设中，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任务。通过这一竞赛运动，在国防生产战线上，将有千万个劳动英雄产生出来。”

展览会展示的工业品有迫击炮、高射机关枪、手榴弹；有延长油厂的原油，自造的油墨、甲油、汽油；有定边盐场生产的盐，矿场的石炭、木炭、石灰；有女工织的布、手巾、裹腿，有工人合作社鞋厂生产的鞋子；还有铁器、木器、铜器、瓷器、窑器以及衣服和糖果。展品有115种420件。参加这次展览会的人数，签名者为3527人。

1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

“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展览组委会给获奖单位和个人发了奖，奖状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

1月初，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伤，头疼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就这样还是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他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他的病情，建议中央将他调回延安疗养。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治病。毛泽东提议由34岁的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刘华清回忆说：“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1月6日，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从汉口到达南昌，与陈毅等人会合，在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内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正式对外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