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话说1938年1月10日，聂荣臻领导的115师一部宣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并通电全国，宣告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对此，王明却说这样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应该“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

不管王明高兴不高兴，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1938年初，刘伯承率领的129师主力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发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太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奠定了抗日基础。

1月12日晚，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回信。

艾思奇是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聆听了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后，认为很有必要在延安开展鲁迅研究，但苦于手头资料有限，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阅《鲁迅全集》，并谈到了其它一些问题。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儿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艾思奇看了毛泽东的信，犹豫再三！心想，去还是不去呢？今晚是星期三，若是不去，岂不是失去了请教的难得机会，这是何等的珍贵呵！于是，他便立马去拜访了毛泽东，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谈兴大发，竟通宵长谈，忘记了时间。

这次长谈使艾思奇了解到毛泽东读过的哲学著作竟是那么多，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歌德；从中国古代哲学到当代国内外哲学家，都涉猎到了！而且他那恢宏的哲学思想，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程度，更是令人折服。他们越谈越投缘。毛泽东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当他们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

艾思奇没想到毛泽东读自己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读得这么认真、这么细心，连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由得为之感动和敬佩。当艾思奇走出凤凰山麓吴家院毛泽东的窑洞时，天色已经破晓了。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要有一套《鲁迅全集》。

后来在8月份，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第一版600万字的20卷本《鲁迅全集》，分为甲、乙、丙3种纪念本。甲种纪念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乙种纪念本是皮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丙种本为普通的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非卖品。经艾思奇联系，出版社赠给延安两套乙种纪念本。毛泽东得到的一套编号为第58号。自此，他常常秉烛夜读，认真地圈圈划划，批批点点。后来，他一直把这套书带到了中南海。

1月25日，梁漱溟经过20天的参观、访问和会谈，就要离开延安返回西安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场为他送行。临别之际，毛泽东请梁漱溟多提意见，梁漱溟说：

“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

毛泽东说：

“不行，这是客套话。”

他非要梁漱溟提出批评不可，态度十分诚恳。梁漱溟便直率地说：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表示谢意。他还说：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说罢，二人握手，互道后会有期。后来梁漱溟果真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回到武汉就找了《反杜林论》阅读。

梁漱溟在延安曾参观考察了边区的党政机关、学校、乡村。延安的几所学校像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艺、机械学校等的办学模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吃饭总是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再说1月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面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即派潘纪文为党的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纪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不久，傅作义不得不礼送潘纪文等人出境。

1月30日，陕北公学第一期学生毕业，毛泽东为他们题了词。这是他为陕北公学第2次题词，他写的是：

“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

1938年春，毛泽东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了7页的《读书日记》，日记开头即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从这个《读书日记》看，他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5日，他写的是：“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在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后经过修改和扩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1936年，李达的《经济学大纲》也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李达将这两本书先后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称《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致信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

据郭化若回忆，在和李达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他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笔者注），我已经读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10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还寄来一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后来在1939年1月，李达受冯玉祥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毛泽东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他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后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周恩来回重庆后对博古这种做法很不满，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1938年2月初，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在赣州河西三宝经堂病逝，享年68岁。此时贺敏学在江西大余县池江任新四军办事处主任，贺怡亦因工作关系不在父母身边。项英、陈毅、杨尚奎等人指示在信丰油山的游击队凑了100元银洋作为贺焕文的安葬费，派人送往赣州。贺敏学、贺怡赶到赣州，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将父亲葬于赣州城郊。

贺敏学与贺怡为了让母亲温杜秀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派人将老人送到延安，跟着贺子珍过日子。可是贺子珍早已去了苏联，毛泽东就把岳母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奉养，直到1941年老人病逝。毛泽东把岳母安葬后，还为老人立了一块石碑。

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温杜秀的坟墓挖了。在延安收复后，毛泽东自己拿出10块银元，请当地老乡为岳母重新修了坟墓。这也是毛泽东做为女婿的赤诚孝心，着实令人钦敬。

2月4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破坏敌之铁路交通，打击和牵制敌人。

2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据此重提创建冀东根据地的雾灵山计划。他分别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等，请他们即刻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派5000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