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话说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第4次为陕北公学题词。
陕北公学为争取各界对学校的援助，编了一本小册子《援助陕公》，请毛泽东题词一并出版。毛泽东的题词是：
“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它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它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任务，我认为也应当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3月11日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准备第二天将要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请郭化若去书写几副挽联。郭化若看了几位老领导撰写的挽联稿子，觉得写得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
晚11时，经毛泽东修改的稿子送回来了，郭化若看着改过的稿子，一幅比一幅改得好，既符合挽联的格式，又讲究平仄，还有新思想新风格，便开始挥笔书写。
大约在凌晨1时半，毛泽东办公室又送来了稿子。郭化若一看，这稿子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一共有3副，一副比一副精妙。等他用毛笔书写完了，手稿也被大家抢光了。这3副挽联的内容，后来他只记得其中的一副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
有人请毛泽东为他题词，毛泽东写道：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5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说：
“你们一定要在学习的短短时期中完成学习计划，主要的是要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其次说到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你们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否则便成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再加上明确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学习军事知识，你们便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了！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两个冲锋有机的、统一的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到抗大来可以学习3样：（1）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些，你们便可出去当教员，当排长也是教员，当新闻记者也是教员，教一切和你们接近的人。”
3月21日，王明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了3个问题：一、关于各党派团结巩固与扩大的问题；二、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问题；三、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他不经中共中央批准，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提议。毛泽东认为，有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在提议中明确的提出来，如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和悲观失望的倾向；没有明确提出武装民众；没有明确提出改善民生。
3月21日这一天，萧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走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问起他的情况，他便说：
“年初以来，我应李公朴的邀请，一直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如今要去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可惜有战争，路不通了，只好先在这里住下。”
萧军，东北流亡作家，青年时期曾在张学良的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萧军、萧红夫妇从东北辗转到了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在文学上进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在全国和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两人又回到了北方。二人分手后，萧红去了香港，萧军辗转来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与聂绀弩一起来见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情况，顺便提起了萧军不请自来的事。毛泽东对萧军闻名已久，知道他是鲁迅亲手培养起来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震动文坛，于是就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萧军。和培元来到招待所，向萧军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时间让他见一见毛泽东。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萧军一来是年轻孤傲，不愿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二来是对于毛泽东缺乏了解，听和培元如此说，便婉言拒绝道：
“我是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的，到延安是路过，待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丁玲见到萧军，不无责备地说：
“既然来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一见的。”
萧军也觉得自己有失礼貌，便点头答应去见毛泽东。正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招待所。只见他身着一套半旧的灰色军装，与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萧军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上前一步，紧紧握着萧军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尔后，他邀请众人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萧军晚年回想起这一往事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新来延安的何思敬、萧军、徐懋庸等七八个人和从前线归来的丁玲、聂绀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联”常委、秘书长。1936年“左联”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他在8月1日给鲁迅的信中说了一些错误的话，鲁迅就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闷，处境也很困难，他只好于1937年底从上海出发，奔赴陕北，辗转数月，终于在1938年3月间来到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