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 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话说1938年4月中旬，江青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以陈正人为厅长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不久，中央为了加强对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和教学工作，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鲁艺，于是江青又从教育厅来到鲁艺教务处工作，兼任戏剧课指导员和教师。在这里，江青又和张庚相遇了。现存的《鲁艺通告》上载有这样的内容：“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江青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在鲁艺的演出活动中，先后饰演了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毛泽东观看了《被糟蹋了的人》和《打渔杀家》后，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越来越多了，他已经了解了江青在上海4年的经历，因此，他和江青谈论的话题最多的就是30年代的上海。毛泽东说他对左翼联盟的情况不甚了了，江青便介绍道：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邨，洪灵非等7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毛泽东插话说：

“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谈到了周扬、田汉等人和鲁迅的矛盾，她说：

“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1934年11月4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江青还谈到了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说：

“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重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于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像鲁迅那样的文化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

江青从领袖的谈话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

江青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后来，毛泽东又问起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江青说：

“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止是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1936年6月9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8月1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的一番介绍和分析，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两个口号之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内一些领导人不怎么赞成鲁迅，说什么周扬等与鲁迅的论战无非是“个人之争”，至多是“宗派之争”。在江青告辞时，他便把刘少奇1936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2卷第1号上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找出来交给江青，让她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

“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做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的说法，她仿照毛泽东批示的办法，提笔在这本杂志上写道：

“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

毛泽东看着江青的批语，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写得很好，一笔一划显示出良好的楷书功底。她写的文章，字里行间，又洋溢着才气，展示出较深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

毛泽东再看看眼前的江青，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鹅蛋形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肢苗条，笑声动人；加上微翘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这样的文字出自这样的女子之手，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心中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说：

“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你愿意吗？”

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在这一年的暮春时节，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女生大队。在举行庆典这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出席了大会。女生大队队长张琴秋和江青也在主席台上就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