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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话说1938年2月下旬,林育英从前线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毛泽东见他的病情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就和张闻天说:

“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但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心里很难过。”

张闻天说:

“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还未想到。”

毛泽东说:

“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

“这个办法可以。”张闻天极力赞成:“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此后,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林育英对此事并不知情,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说,是专门接他去苏联治病的。林育英说:

“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遵从他的意见,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便将延安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上专机,去了苏联。

2月27日,从武汉回到延安的王明、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8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推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应召在2月下旬从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没有写成一个决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他还说:自1937年12月以来的3个月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进步。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我们对领导中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增强,以领导我国军民抗战;我们不仅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使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

王明同时否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说:

“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八路军新占的区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在军事上,王明把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5个统一”,发展为“7个统一”,即: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还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他说:要坚决地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王明的意见引起了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主张打大仗打运动战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鸣。所以他的主张再度为与会多数人所拥护。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和张国焘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再说在2月27日这一天,日军第20师团占领山西临汾,第109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

2月28日晨,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人说:

“敌从军渡、碛口两点猛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派出足够的工作员大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应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2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的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

毛泽东还说,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八路军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主要战术是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从游击队发展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根据地,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据点。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张闻天、任弼时、康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虽有进步,但是合作中确实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他还提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在战区,发展党最为有利。”

1938年3月1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发布为召开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毛泽东鉴于王明等人在武汉的非法活动已经对中共中央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也由于武汉战事吃紧,便在会议上提议说:

“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会议在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只有康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经过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王明虽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由于毛泽东的巧妙抗争,最终仍像“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一样,没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或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使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再度获得成功。政治局中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倾投降主义在会议上占了上风。此时的王明已经昏昏然飘飘然了,他认为,到七大时自己坐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后来在武汉的工作中,便不知天高地厚,目无党纪党规,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了,先是以个人名义在3月11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诡称“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扬;尔后,他又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个人凌驾予组织之上。

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受毛泽东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

3月1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后来在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150名,任期一年,正副议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现任官吏不得为参政员,中央各院、部、会长官得出席会议,但不参加其表决。国民参政会的一切决议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

随后,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共产党方面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

再说3月2日清晨,林彪穿着一件黄色日军大衣,骑着大马,带着115师直属队一个骑兵班遛马兜风。说起他胯下的这匹坐骑,可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此时115师的防区与晋军的防区相邻,林彪一时兴起,未及多想,一马当先便进入了阎锡山第19军防区内的山西隰县千客庄。驻防的19军哨兵带队班长远远望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飞驰而来,误以为是日本骑兵来袭,慌乱中来不及仔细辨认,便下令开枪。只听得“嗒、嗒、嗒”一阵枪响,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了林彪的胸部。随后赶来的骑兵见师长受伤落马,立即找来担架,将他抬回师部卫生所。师卫生部副部长听到消息后,一边命令部下准备药品和医疗器械,一边带着医务人员来到林彪身边,仔细检查他的伤势,发现子弹打断了两根肋骨,并未伤及内脏,便立即对伤口清理消毒,贴上生肌药。

115师政委罗荣桓将林彪受伤的情况电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都给林彪发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暲来为林彪治疗。林彪刚满30岁,年轻气壮,在傅连暲的精心治疗下,身体恢复比较快,7天伤口都快愈合了。但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建议送林彪到后方休养。毛泽东回电指示,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林彪的师长职务,将林彪送回延安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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