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支队的具体任务是：在政治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持久战战略方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开进之前，先到江南侦察了解日军、伪军情况，特别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风俗民情、群众生活条件，附带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为以后部队开进创造和准备条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强调：

“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项英等人决定，从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抽调团以下干部及侦察员400余人，分为3个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东进江南敌后。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熊梦辉任参谋长（后因病未到职），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将身边的副官和测绘参谋也派到了先遣支队，粟裕感动地说：

“陈毅同志把能兵强将都调来给我了。”

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皖南歙县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深入江南做战略侦察，了解江南敌后情况，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大家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机智灵活，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加强内外团结，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打击日军。”

此后，先遣支队抵达安徽南陵县，宿营在东门外。子夜时分，粟裕下令紧急集合，他说：

“群众所以欢迎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前线溃逃下来的，而是向敌人开进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定受到了敌特、汉奸的监视。这里离敌控的芜湖很近，说不定我们的行踪已经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很可能对我们发动突袭。因此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必须立即转移。”

天刚破晓，日军飞机果然来了，在东门外空中盘旋，狂轰滥炸，俯冲扫射。此时先遣支队早已安全转移到城外的山村了。

后来，先遣支队进入了南京地区，粟裕将司令部设在江苏省江宁县叶家庄，派出3个小组分头执行侦察任务。第1组由作战参谋张藩带领，到南京东南地区，对丹阳县、武进县一带进行侦察。第2组由侦察参谋张锤秀带领，到南京东北地区，对下蜀、龙潭一带进行侦察。第3组由宣传队长吴福海带领，到南京市以东地区，对镇江县一带进行侦察。其他侦察员的任务，主要是调查研究江南地理地形、社会历史、风俗民情、经济文化、各阶层思想动态。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的去那样做。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1938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集万人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来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工人代表，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一条上书“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横幅，赫然插置台前。

就在这一天，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在武汉大智路老通成侧面院内正式成立了，“代理总队长薛水秀，副总队长徐宽、萧汉庭，参谋主任魏遵轲，副官主任吕伯勋，军需主任周新起，秘书胡子超，民运组长李自然。”

原来这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亦称二七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简称“平汉铁路破坏队”，是一支活跃在平汉铁路线上的工人抗日武装。据“平汉铁路破坏队”老队员周毓松回忆说，1937年12月，“董必武、周恩来和项英召集平汉路共产党员刘文松（平汉铁路工会主任委员和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笔者注）等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开会，决定由刘文松出面组织抗日。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平汉铁路工人抗日组织的要求，可蒋介石只给了刘文松一个‘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第二团长’的空头委任状。董必武就表态说：‘先把队伍拉起来，我们支持！’于是，刘文松开始筹备‘平汉铁路破坏队’”。1938年1月，刘文松利用“特种工作团”团长的名义，号召郑州、偃城、驻马店、信阳、江岸5大站的工会负责人发动各自辖区内的工人参加抗日斗争。从2月开始，刘文松召集铁路工人和少数工人子弟到信阳李家寨柴家湾，接受“平汉铁路工人抗日训练班”（也叫特种工作团爆破训练班）的短期训练。刘文松自任班主任，潘希贤任副主任，徐宽任教导主任，胡宗良、李自然、吕伯勋、魏遵轲、刘翰章任军事教官，李积甫、魏勇仁任正、副事务主任。一期、二期先后于3月中旬和4月下旬训练结业，共培训800余人。此后，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等人的建议，组织了一部分工人代表，在“五一”前来到延安参观学习。他们在延安先后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等。

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美国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

卡尔逊，189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西德尼，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1927至1929年，他在驻中国的美国部队中服役，1935年7月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营长，同罗斯福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1937年开始任中国军事观察员，在抗战初期就进入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卡尔逊在访问陕甘宁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了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于是，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卡尔逊造访延安，拜会了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这样，他就成为1944年7月美国观察团到延安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官员。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卡尔逊在烛光中一边喝着茶，一边剥着花生，进行了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从抗日战争、欧美政治局势，一直谈到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乃至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等。毛泽东说：

“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只有人民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只有他们有过好一点日子的希望，人民才会建立起并保持这种意识。我们努力争取具备这些条件，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还说：

“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个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他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尔逊问：

“对于战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计划？”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交通应该国有。应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我们赞成鼓励私有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我们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

关于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说：

“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

这一不寻常的预言，竟然在第二年即1939年及1940年前半年得到了完全的验证。毛泽东的话题又回到了抗日问题上，他说：

“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像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

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以其它4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继续说：

“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毛泽东最后说：

“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国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

第二天，卡尔逊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进行了第2次长谈。

卡尔逊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谦虚、和善、寂寞的天才。在漆黑的深夜中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

在延安考察10多天后，卡尔逊要再一次进入敌后各战区了，毛泽东便介绍以刘白羽为首的5位青年文艺工作者陪伴卡尔逊去敌后考察。为此，他专门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卡尔逊前后两次对中国战区的考察，总共历时约8个月，行程8000余里，足迹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据地，会见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许多场战斗，了解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证实了看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这就是：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红军也神速地深入敌占区开展消耗战，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有了飞跃的变化”。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且说5月4日下午，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办学，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学什么——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两个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三、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3条就够了。”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关于张国焘叛逃的问题，毛泽东说：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