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晚，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史称“五四指示”。

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还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而把第3支队仍然留在皖南。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由张闻天兼任学院院长。

“马列学院”位于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7日，毛泽东应邀来到陕北公学，以张国焘开小差为例，给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生作了题为《坚定革命的旗帜》的报告。

这天下午，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生活指导主任周纯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纯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他最后勉励学员们说：

“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5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在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全体工人代表。

在接见之前，毛泽东先与领队刘文松进行了10分钟的谈话，询问了工人代表们的情况，然后和代表们见了面。他在讲话中说：

“此次你们由山西、河北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抗日是中国的大事情，这事办不好，一切人都没有好的生活，工农的生活自然不用谈了！所以现在要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工农便是其中的大多数，艰苦的工作也由他们担负，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行，他们在抗日运动中的责任非常之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要提倡团体，言论出版结社有自由，可以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我希望同志们回去通通到铁路上组织工会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毛泽东还说：

“这次你们真是‘不远千里’越过黄河而来，我们能见面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缘故。过去我们在‘山上’只看见手工业工人，大城市才有产业工人。我这次见到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铁路工人哩！十多年来我没有坐火车，因为人家说‘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击去。现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胜仗。”

毛泽东最后说：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一心一意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从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因为抗日，所以对资本家和地主让一点步，否则，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我们要对工人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要停止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些，经过同志们出去宣传鼓动，一道儿把这个事情干好。”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给工人代表们讲了5次课。到5月中旬，刘文松和代表们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热烈欢送中，乘汽车离开延安，在西安改乘火车返回战斗岗位。8月初，由刘文松接任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的总队长。

据郑州市政协编辑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9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等7条铁路线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日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在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在党校的礼堂里正在上演话剧《弃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坐在群众中观看演出。当剧中演到一对革命者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剧情达到了高潮：寒风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惨淡昏暗的街头奔跑哭喊：“妈妈，妈妈！”小演员演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在场的中央领导和观众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毛泽东看着舞台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流浪上海，无人照料，也都沦为了弃儿，触景生情，眼窝里溢满了泪花。戏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剧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台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剧场里立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于是，《弃儿》的最后两幕戏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祝贺演出成功。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小演员叫到身边，抚着她的头，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小女孩说着，高兴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回头望了望，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便问陈振亚：

“这是你的孩子吗？”

“报告主席，这是烈士刘谦初和张一平的女儿，我只是她的继父。”

当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老战友刘谦初的遗腹子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神情异常严肃，指着思奇叮嘱陈振亚：

“刘谦初同志我是认识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地教养她。”

说到这里，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对思齐说：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刘思齐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人，向妈妈爸爸投去了征询的目光，张文秋和陈振亚朝她点了点头。于是，思齐羞羞答答地喊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爽朗地放声大笑，兴致勃勃地说：

“既然是我的女儿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说罢，他牵着小思齐的手，朝杨家岭走去。

不久，张文秋在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陈振亚所在的单位工作。此时陈振亚是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张文秋则在政治部主编《生活星期刊》。1938年冬，张文秋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破例随母姓，叫张少华。

5月上旬，毛泽东鉴于“党内外都有很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为了“批驳这种观点”（前面加双引号的文字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准备写两部论述抗日战争的军事著作。为此，他来到萧劲光的窑洞里，想借一些书籍作为参考资料。他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说罢，他的目光便停留在桌子上的一大摞书籍上。萧劲光见毛泽东要借书，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此后，毛泽东就开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著作，以此“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边加双引号的文字系《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全书共分9章：1、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2、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4、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5、和正规战争相配合；6、建立根据地；7、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8、向运动战发展；9、指挥关系。

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就《大公报》上的两篇社论发表了重要意见。

早在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就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评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常委会上说：

“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笔者注）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下午6时，毛泽东接见了从武汉来到延安的施方白先生。

施方白，1887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县北新镇附近一个普通农家，23岁时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参加陈其美为首的讨伐袁世凯活动，事败后流亡日本，进入孙中山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1914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赴南洋群岛槟榔屿主编《光华日报》，反对军阀政府；1921年回国。1926年经季方介绍，他在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曾资助共产党员胡若愚等人脱险，他本人因“跨党分子”罪名被捕，幸得友人救援获释。1929年初，施方白回到家乡担任启东县县长，因同情和支持工农革命而被迫辞职。1930年春，他与邓演达等人发起并正式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8年春，施方白在武汉经周恩来、董必武介绍，前来延安访问。与施方白一道来延安的还有一个比他年轻12岁的同乡沈维岳。

沈维岳青年时因家境清贫，在上海崇明师范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当了小学教师，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受周恩来、恽代英的影响，倾向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参加北伐，先后任政治宣传员，连指导员、营指导员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启东。施方白任启东县长时，他担任公安队队长，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被革职。1930年春，沈维岳在上海参加邓演达、施方白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从事反帝反蒋活动。1931年8月，他被捕入狱3个月，后经宋庆龄营救出狱，不久到19路军工作，翌年参加了淞沪抗战，因蒋介石对19路军抗战不积极支持，使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认识，逐渐向共产党立场转变。抗战爆发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关于这次会见，沈维岳在回忆录《幸福的接见》中是这样记载的：

“那是窑洞外面一所古老的北方式房子，毛主席经常在这儿接见中外来客。我们刚一坐下，警卫员就拿出大前门牌香烟招待我们，毛主席也拿了一支陪客。我们说：

‘到延安来观光，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毛主席笑笑说：

‘你们两位同志远道而来，我们很欢迎呀！你们要谈些什么问题？’

我们先后提了9个问题，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前途的大题目。毛主席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分析得明快而精辟，使人万分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