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大生产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话说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读完了陈伯达所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完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供你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他在另纸上写的意见是：
1、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2、事物的实质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3、“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10月11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5、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不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法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布置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的生产任务。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明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并号召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动员，他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举行闭幕式。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溶共方针，他说：
“‘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毛泽东还发出了“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确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本法规。
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其中有：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案，统一战线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案等；发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
会议最后进行边区政府委员会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的选举。
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当选为副主席，林伯渠、雷经天、周兴、王世泰、高自立、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边区政府委员。
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高自立兼民政厅厅长；曹力如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审计处处长；周扬任教育厅厅长；刘景范任建设厅厅长，朱开铨为副厅长；张慕尧任财政厅代理厅长，艾楚南为副厅长；高岗兼保安司令，王世泰、周兴为副司令；周兴兼任保安处处长。
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河北摩擦的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为真正统一指挥和统一行政见，应坚决要求撤掉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石友三副职，决不能任鹿钟麟胡干，危害抗战。敌后抗战形势，证明设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各省界是错误的。因此，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陕北的冬天，对于来自南方的干部战士来说，真是太冷了。在生产运动中，部队后勤部门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料子质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做工很差，做好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也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样子很难看。大家看着这样的帽子，宁可冻着谁也不愿意戴。警卫员王来音拿着一顶帽子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样子太不好看，带到头上，别人一看就笑。所以，谁都不愿意戴它。”
说着，顺手把帽子扔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帽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说：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
说罢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还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也都先后戴上了毡帽。不久，边区的人们就编出了一段顺口溜，说是：“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一天，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外山坡上开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出来，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会。”
警卫员们回答。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请他讲话。毛泽东笑着说：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他望了望两旁的山坡，接着说：
“这杨家岭山上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再能搞好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卫员们热烈鼓掌。毛泽东临走时还笑着说：
“你们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荒地，只开一亩，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听他要参加生产劳动，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起来。一个战士说：
“主席工作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能动，决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卫班战士们按照制定出来的生产计划，轮流上山，分片开荒。他们考虑到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抗战的重任，日理万机，仍然坚持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可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警卫员们只好在附近的小河边上为他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扛起镢头去挖地，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也拿起镢头抢着帮他挖，毛泽东一看顿时急了，大声对他们说：
“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还挖什么？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战士们不管他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着头挖地，还偷偷地笑。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和他们一起干。他使劲挥动镢头，挖得又深又平，热了就脱掉外衣继续挖。战士们见他脸上全是土，衬衣也湿了，就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
“不要紧，劳动就是要流点汗水嘛。”
菜地终于开垦出来了，足足有一亩多。毛泽东问警卫员们：
“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班长说：
“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
“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不久，毛泽东便在这块土地上亲手种上了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一有空儿便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的事儿一个人干不了，他就叫王来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粪，二人抬到菜地去。王来音个子小，毛泽东就把粪桶向他那一头拉，王来音可不依了，毛泽东说：
“小鬼，别争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地里的蔬菜长得特别好，西红柿又大又多，辣椒长得又长又红。后来每当家里来了贵宾和亲朋好友，他就用自己种的辣椒来招待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