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强调了干部学习的重要性。他还号召大家说：

“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此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在3月份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这个计划把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3类，编班编组，按照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分类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2月20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陈伯达的信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的几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地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2月20日夜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审阅。

2月22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即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笔者注）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地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夜

2月23日，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派，借回乡省亲之名，和叶挺一起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此行的任务一是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二是力促新四军的内部团结。

原来在六中全会期间，叶挺因和项英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致电中央和项英，去了香港，因此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了解。六中全会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了重庆，同周恩来、叶剑英长谈后，于2月16日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

2月23日这一天，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周恩来和叶挺。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举行欢迎晚会，项英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叶挺并致欢迎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新四军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意见，向他们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与从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深入交谈，召开了军部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

此时，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极为不利的境地。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铜陵大通镇这一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帮助新四军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根据新四军所处的区位、周边敌情，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谈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最后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活动方针。

2月28日，周恩来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

此后，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与项英恳谈，中肯地指出，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中央考虑，目前叶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些。我们要像信任党内同志一样信任叶挺同志，军事上要放手让叶挺指挥，你着重于总的领导和东南局的工作。

据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此后叶挺、项英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状态。

3月6日，周恩来应邀给军部和驻皖南地区干部及教导总队学员作报告。

上午9时，周恩来身着绿色哔叽军装，下着马裤，足蹬马靴，系武装带，挂中将军衔，在叶挺军长陪同下，来到云岭村陈家祠堂军部大会堂。

与会者每人一个背包或蒲团，席地而坐。见到戎装入场的周恩来，会场先是一阵激动的低语，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健步走上由四张八仙桌拼成的讲台，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然后以洪亮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作报告。叶挺、项英等人及美国记者艾·史沫特莱，围坐在讲台附近的几张八仙桌旁。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3月14日离开新四军军部，回了重庆。

2月间的一天下午，冼星海应邀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冼星海，曾用名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192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1935年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和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2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2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11月3日，他和妻子钱韵玲到了延安。在毛泽东关照下，有关部门每月发给冼星海15元津贴（此时朱德每月津贴只有5元），同时享受鲁艺的教员津贴12元。这样，冼星海每星期能吃到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

且说毛泽东正在门前小河边的坡地上种菜，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锄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种起菜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冼星海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洲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他点上了一支烟，真诚地说：

“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想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洲，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毛泽东的话使冼星海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而要他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的嘱托，更让他激动不已。后来当他见到塞克时，就将毛泽东的期望和嘱托说了出来，并说要塞克写个“厉害的、新的、带劲的”歌词，尽快“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