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话说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并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3等9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4月10日傍晚，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去看望毛泽东。

萧三是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于4月9日到达延安的。本传在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这天傍晚，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啊，十多年不见了！”

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红炮台”香烟，给身边的人各发了一支，看看烟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来递给了萧三，说：

“最后一支给你。”

“你自己呢？”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我将乞诸其邻。”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存在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萧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远在瑞典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立昂。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叶华母子接来延安。叶华到延安后，萧三带着叶华和儿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弯下腰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微笑着问：

“你们种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

“种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又问：

“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

“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老农吃惊地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问：“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到一块了。”

此前，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就要到5月份了，天还没有下一场雨。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没有？”

农民们高兴地说：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的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泽民，你说这延河水里有鱼吗？”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4月24日，李公朴第二次访问延安，其间，他曾到晋西南考察，迫切感到需要组建一支“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战区“宣扬民族抗战意义，教育民众抗战知识，交换抗战经验，学习抗战工作，推进抗战教育，奠定建国基础”。他便重返延安，希望中共在建团人员上给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负责。李公朴和胡耀邦多次商量，最终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了“抗战建国教学团”。

他这次在延安期间，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参加了延安纪念“五一”大会和精神总动员宣誓典礼，聆听了毛泽东、王明、王若飞的演讲，并和他们“互道别情，约时再叙”；参观了边区工业展览会、边区青救会与文艺会举办的青年展览会；观看了马列学院在陕公礼堂举办的晚会——3幕剧《歼灭战》；参加了“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会上，除毛泽东、王明、洛甫、康生、刘少奇讲话外，李公朴和新从苏联归来的萧三亦被邀讲话；李公朴为“鲁艺”写赠言：“在去年的今天，中国艺术界发生了一道光芒，这光芒一被发现就惊动了全国，振奋了艺林，它越长越大，天真活泼，坚强有力地反映出千万人的心灵，发动起千万人走上前线。这新生的力量是新阶段中抗战的支柱，是新中国艺术界的曙光。”

他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报告山西敌后情况；赴榆林县桃林参加文学座谈会；到“抗大”访问教育长许光达，畅谈“抗大”的教育特点，为纪念“抗大”成立3周年写赠言：“一座伟大的熔炉，燃烧在黄河之滨，锻炼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儿女。学习八路军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抗大是新战士的产生地。”此外，他还分别为“星海纪念册”、延安市卫生人员俱乐部题词。前者题词是：“中国数千年来，虽以礼乐为本，其实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乐仅成了庙堂之声，与中国的大众生活毫无关系。音乐代表着民族的呼声。抗战前后中国大众音乐的空前发展，这就象征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到来。谨以以上数言赠给我们大众音乐的倡导者冼星海同志。”后者的题词为：“武装起身体，武装起头脑，不分国界，欢聚一堂，为了民族解放。”

后来在6月15日，李公朴告别延安，应第二战区保安司令续范亭的热情邀请，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奔赴抗战前线——晋西北，随后又前往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历时17个月，开展抗战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作，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 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做出了贡献。

再说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4月24日，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第4支队第8团——笔者注）”，发出了《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中说：

“一、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用主要努力去做。

二、但依皖东目前情况，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持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4月25日，项英、叶挺等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由叶挺负责去江北成立一个指挥部，加强对第4支队的指挥。为此，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3支队第5团团长孙仲德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4团第1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向庐江进发。

4月26日，中央书记处公开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全文如下：

目前全国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委员长所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为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中央特指出如下各点：

一、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在抗战以前，我党进行这种号召，为的是准备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党不断地根据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我党和那一切简单的“唯武器论”者，很久地进行过无情的斗争。在抗战发动以后，我党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有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最大的努力，去注意各方面力量的动员，其中包括着对于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动员。两年以来，我党无情地反对各种式样的民族失败主义者。在去冬我党六中全会上，又复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15条，其第一条就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中的报告，关于一切宣传鼓动工作，曾经这样指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赞助政府推行于全国，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之目的。

二、按照“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是：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些都是根本正确的。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90%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生息休养创造奋斗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90%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我们民族需要生存，需要繁荣，需要独立自由和幸福，我们民族首先需要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一切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日寇、破坏团结、制造“反蒋反共”的阴谋、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而有些不明大义之人，不免受其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同样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必须给以深刻的批评。必须号召全国人民牢牢记住：“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对于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则宣告和他们势不两立。

三、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我党过去一切主张与行动，都是环绕于这些号召的周围。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发扬自己的牺牲精神，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严厉地批评一切贪生怕死之徒，无情地指责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无情地指责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得的制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实行这个原则：“唯求军事之胜利乃为吾国民人人共享之光荣，唯不能获得胜利为人人最大之耻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当以此为标准”。必须“竭其全部之智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违反这个方针，就必然会使意志分散力量分散。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一真理，现在的事实也证明这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为此目的，必须坚决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的阴谋活动，因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种阴谋活动，必然会造成意志分散力量分散之局面。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制造摩擦、捣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家，并给予这些阴谋家以必要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