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山西新军和阎锡山各部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摩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摩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从12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一部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写作之中。
原来他在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因受结构和篇幅的限制，在第2章中对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和论述。那时候他就计划在该书完成后，再写一篇这方面的专著。所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完稿后不久，他便又全力投入到了新的论著的写作之中。
这一天清晨，贺清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收拾东西。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笔不停地挥动着。桌子一旁的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贺清华轻声说：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泽东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写字，一边说：“好，好。再等一会儿就睡。”
该吃早饭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说：
“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没有抬头。贺清华轻轻地把饭菜放在一边，便出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后，贺清华去收拾碗筷，却见饭菜原封未动，就说：
“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呵，我这就吃。”
毛泽东嘴里说着，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好端着饭菜，送到厨房热了再端来，毛泽东总算吃了几口。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写作。秘书来了，说：
“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小组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卫士们等了好一会儿，见毛泽东桌上的灯还亮着，贺清华就又去劝了一回，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量着让只有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去一趟。王来音是甘肃人，原名叫王来英，天生的大嗓门，常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毛泽东说，你还是叫“王来音”吧。自此，王来音便将“英”字改为“音”了。他虽然年纪轻，个子小，可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泼，毛泽东很喜欢他。这个王来音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
“主席，夜深了，你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噢，是来音呵，一会儿再睡……”
王来音不等毛泽东说完，固执地说：
“不行！我们要为组织负责。你的身体累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说着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慢慢地站起身，说：
“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来音坚决地说。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移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躺在炕上睡下了，说：
“我睡下了，你们也该回去睡觉了吧。”
王来音灭了灯，掩好了门，这才高兴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主席这回躺下睡觉了。”
一个警卫员也高兴地说：
“嘿，还是这个办法行。”
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和王来音起床后，听到下一班的卫士们议论说：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没睡觉！”
王来音急得直申辩：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说：
“你们刚睡下，主席窑洞里的灯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12月间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非常惊喜，原来是在福建漳州分别已经8年的曾志已经到了延安。只见曾志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毛泽东看罢信，立即提笔写道：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第二天午饭后，曾志在一位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警卫员让曾志在叶子龙的窑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报一声。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
“你终于来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窑洞虽然比较大，可是非常简朴。窑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摆着个小书桌，几张木椅凳，还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几个木头架子上放满了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像毛泽东身上打着补丁的军装一样，有点寒酸。毛泽东示意曾志坐下来，关切地问：
“这么多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
是啊，8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4次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蔡协民惨烈牺牲，与陶铸的悲欢离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诉了别后8年的坎坷经历，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说：
“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毛泽东吸着烟，一直静静地听着曾志的倾诉。后来见曾志这么说，就点点头，他说：
“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曾志说：
“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行，要学3年，至少也要2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两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两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窑洞内的书架，又对曾志说：
“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他说：
“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曾志高兴地说：
“那好啊，我就吃一顿好的！”
毛泽东一听，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说：
“哦，吃好的，吃好的。”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1碗炒白菜，1碗烧土豆和一盘豆芽，豆芽上还带着豆壳子，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片。毛泽东把江青叫来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饭。曾志回忆说：
“我们3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饭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辞：
“天晚了，我该回去了。”
毛泽东说：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曾志也不客气，就说：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后来曾志在马列学院学习不足一年就中断了，原因是她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就出生了。
且说在12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对时局指示》中写道：
“各地的任务是：第一，必须依照中央过去的指示，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第二，深入群众工作，尤其在战区与敌后，要进一步依靠群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第四，极力巩固党的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千万不要疏忽。第五，在一切地方准备应付局部的突然事变。第六，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固性，绝不轻言退让。”“用所有这一切的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局势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此指示只发到省委与师部，阅后即毁掉，下面由你们设法传达。”
12月23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说：
阎锡山已令国民党军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决死队第4纵队，“晋西北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对此冲突，应采取的方针是：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山西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领有利阵地，采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新军反攻时，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
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
此时，赵承绶奉阎锡山之命，率部自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撤至兴县、临县、方山县一带，作进攻新军决死队的部署。赵承绶的司令部移驻临县后，召开进攻新军的军事会议，他请老友、暂编第1师师长续范亭参加了这次机密会议。当赵承绶传达了阎锡山消灭新军及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命令之后，续范亭在会议中借故脱身，策马飞奔岢岚县的中共晋西北驻地，立即向党委作了报告。
12月25日，胡宗南部先后侵占了八路军驻防的陕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并调动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还设有县政府、县党部、邮政局等党政通讯机关，在榆林设有地方部队常驻机关，还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继续向已划定为陕甘宁边区所辖的23个县派任县长，造成两种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在任两年间，组织有绥德、清涧、吴堡3县保安队，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他也提出了一个“瓦解中共，并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赤化区域”的计划，并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增调400余人的保安队，在区内大量制造摩擦事件，迫害和暗杀八路军指战员及抗日人士，大肆敲诈勒索群众钱财。
朱德、彭德怀等人奉命通电全国，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指挥八路军发起反击。王震率359旅与八路军留守兵团一道打退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同时对何绍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何绍南吓得逃出了边区。
后来，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逮捕审判何绍南，并提请委任王震为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电文时特别写道：
“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对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毛泽东将电文修改为：
“查有绥米佳吴清警备区王震司令，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何绍南获悉边区政府这一道电文，再也不敢到绥德当专员了。边区政府又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取消了所谓“统战区”及其政权，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2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120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
12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中某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通报》中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中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5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730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
毛泽东驳斥说：
“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显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12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中写道：
“应付摩擦方针，已见中央过去各种电报，但在华中及江南应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摩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还击，绝不轻言退让。在江南方面过去采取比较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不应向战区多做报告，不应向他们经常请示，许多问题应相应不理。如遇武装冲突有利时则反击之，不利时则转移被攻击之部队至有利地区再讲对付。同时大事宣传以争取中立分子之同情，以孤立反共最顽固的分子。”
12月29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史家庄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建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雷任民任副总指挥。
会议决定以决死4纵队全部、暂1师第36团及第120师第358旅部分部队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左纵队首先解决开府、马坊和方山城的敌人，右纵队首先解决阳坡、寨上和白文镇的敌人，然后进攻临县之敌，策应2纵队与晋西支队的北上。以八路军新第358旅第714团一部与保安第7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岚县地区，并对静乐日军警戒。以决死4纵队18团进占兴县，摧毁兴县、岚县旧政权和公安局，控制黑峪口，保障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以工卫旅两个团由岢岚开到兴县以北的魏家滩，相机消灭驻保德的顽军第200旅。以暂1师第37团警戒五寨方向的日军，调八路军警备第6团自雁北赶回保德、五寨间，相机消灭顽军杨集贤部，然后南下临县参加反顽作战。在文水、交城的工卫旅第22团及新第358旅的独立团第1营，消灭顽军暂编第1师第1旅薛文教部。
后来从1940年元旦开始，新军及八路军各部向赵承绶部进行自卫反击，1月14日即将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部所在地临县攻克。赵承绶率部向离军公路以南仓皇败退，沿途遭到新军截击，伤亡逃散，为数过半，一应军资器物几乎尽行丢弃。事后阎锡山向重庆国民政府除自请处分外，并请给赵承绶以撤职留任处分。
12月底，毛泽东历时10天终于在岁末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初稿。他给吴玉章写了一个便条：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吴玉章读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对一些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说：1940年1月初，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主席将大作在会议上演讲。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欲知毛泽东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演讲，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初期阶段所起草的一系列党内指示，为反顽斗争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这些文献值得认真研究。如12月6日给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的指示电，和9日“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还有他修改的以林伯渠、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是如何冷静地从全局利益出发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以看出他在突发事变出现的时候，对于事态发展的预见性和处理事变的原则性及灵活性。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无疑是后来者的教科书和光辉榜样！倘若诸君看完后边叙述的反顽斗争的精彩结局，便知笔者此言不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