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12项条件，他写道：

“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

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

二、苏、鲁、皖3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

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

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

五、彼方释放罗世文，我方释放孙启人（第33师师长，黄桥战役中被俘——笔者注）。

六、停止陇海、咸渝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

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

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

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11月经费及10月余欠。

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

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

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

以上12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晚，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接着，毛泽东批阅了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问号，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叫来。不一会儿，李富春匆匆赶来，问道：

“主席，有事吗？”

“坐吧。”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报告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我们考虑书记处同志的工作太忙……”

“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劳动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

“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毛泽东说罢，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

“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道：

“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山上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

“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

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忙问道：

“缴多少？”

“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特殊？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试探着问：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们代缴行吗？”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做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说：

“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还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5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切实可行，但是按照这个方案打起来需要时间太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央“保存韩德勤”的方针，所以刘少奇和中央都不会采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说：

“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询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家里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又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车子很快就到了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结束（关于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本传前边已经讲过，11月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宣布全面结束“扫荡”。因此关家垴战斗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但由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此役的战绩统计截止日期是在12月5日，因此史学界不少人把12月5日看作是百团大战结束的标志。另一说是15日结束，还有说是1941年1月24日结束。如果承认后两种说法，百团大战就不是3个半月，而是近4个月和5个多月）。

此战的结果，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在《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也称“1940年百团大战战斗汇报”）中统计：大小战斗1824次，攻夺敌人据点293座，毙伤日军12645人，毙伤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俘虏伪军1407人，伪军反正1845人，日军投诚7人。缴获步马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关枪179挺，重机关枪45挺，山炮16门，重炮3门。破坏铁路948里，破坏公路3044里。

另据1940年12月25刊登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上的由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一文统计：毙伤日军20645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伪军18407人；拔掉敌伪据点2993个；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铁路工友2055人，被迫修路同胞673人。与上一材料的统计差别很大，其它各项则大同小异。

八路军在此战中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阵亡约6000人，伤11700人，中毒21182人，失踪约1000人，合计约40000人。含八路军主力及晋察冀军区地方部队，不含其它地方部队及民兵）。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一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再说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电文中除了对八路军、新四军极尽污蔑之外，还强调说：“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听从军令调度”，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开到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及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0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战绩》。

12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说：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3日，江北新四军第1、2纵队及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奉命合力总攻曹甸。

12月14日拂晓，新四军、八路军各部在曹甸东、南、西3面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曹甸久攻不下，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12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收场，这样一种结果，使战役指挥者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刘少奇还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5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其政治委员。

后来在1941年7月，日军对华中敌后的指挥中心盐城实施大“扫荡”，此时中原局已改称华中局。围绕是否保卫盐城问题，黄克诚又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这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提出了措辞激烈的批评，指责黄克诚“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主力”等。黄克诚并不服气，据理争辩。他说:

“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联系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作战的情况，他的结论是“上级处置失误”。黄克诚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有了理性的反思和总结，他说：

“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