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后来对曹甸战役也有了客观地反思和自我批评。1944年7月10日，他在给黄克诚的复电中说：

“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2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在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3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当着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对黄克诚说：

“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3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再说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刘少奇15日电并告陈毅、叶挺、项英说：

“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2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山）二人暂勿离开部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强调说：

“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

（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3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5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

“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115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3日这一天，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

“对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经苏南，同时布置除资材人员从5日起至15（日）止分批到达苏南，目前因敌增兵堵截，正设法北进。”

12月25日，毛泽东鉴于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便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这一天，周恩来立即约见蒋介石。蒋介石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牵手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便马上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中央，说蒋介石已经承诺：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他在这个指示稿中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引子，借以强调党的政策在目前反共高潮形势下的极端重要性，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在讨论指示稿的前一部分时，竟然发生了严重分歧，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再算老账。他们还说，王明的“左”倾错误只不过是策略上的错误，不能说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他在修改稿中，不再提“路线”二字，只说是过左政策。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论政策》）如下：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10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是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