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话说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封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他在复电中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来自南方参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摆了六七桌，41位代表都参加了。

这41位代表来到延安的确很不容易。早在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到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七大”的代表会合，共41人。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由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来电指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局势恶化，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应通过敌后根据地到延安。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对外称“服务团”，指定由古大存为团长，立即出发。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安徽来安县半塔集。“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115师师部峄县抱犊崮。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115师派老6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9月，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总部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连闯5道封锁线，于12月26日下午到达延安。代表们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是一次艰苦的“长征”。他们尽管历尽艰险，但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41人全部安全抵达延安，也算是一大幸事。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各位代表。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端起酒杯致词说：

“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说罢，他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问好，询问代表们的姓名和籍贯。一位代表见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跟前，连忙起身，激动地说：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谱名毛泽林。”

毛泽东惊喜地说：

“呵！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坝湾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毛秋阶，谱名毛贻桂。”

“呵，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嚯！好呀！老弟你也当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韶山区委书记，他见毛泽东如此亲切，就说：

“主席，韶山的父老乡亲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问候。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

“好，谢谢乡亲们。我正想知道一些乡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一谈。”

“我一定要来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习惯吃小米，得了胃病，又患上了疟疾，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有一封信转给了他，他还以为是毛泽东的回信，可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只见信封上写有几个字：“有意见请自己来。”后来他才知道，毛泽东并未见到这封信，是他的秘书不知情，怕影响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这句话，退了回来。

12月27日，毛泽东仍然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让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电文中说：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第3战区的计划，国民党第32集团军，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计划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29日来电说：

“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毛泽东按照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的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摩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12月底，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已经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电文中没有说明他们转移的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夜，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分3路由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及罗里村等地向南进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部队为什么不直接向北进入苏南根据地，却偏偏要南下呢？原来，项英耍了一个小聪明，他提出要“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命令部队向东南走，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从镇江以东渡江北上。这条路线对新四军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无异于授柄于国民党，他们可以说新四军是要进攻他们；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方向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国民党利用有利地形，已经在新四军东去南下的路上布下了重兵，计有新7师、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1月5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央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到达大康王、茂林、潘村铜山等地，先头部队1个团在山口隘路遭到国民党第40师前哨阻击，双方发生争夺战。

1月6日，国民党军第40师主力投入战斗，第144师、52师、79师迅速向新四军进逼。

１月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叶挺、项英5日来电说：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月7日下午，新四军3个营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于黄昏时分攻克了星潭，乘胜向廊桥河进击，3路人马只要会师于廊桥河，部队就可以冲出包围圈。可惜新四军军部与前方部队没有拉电话线，此时军部不知道星潭已经被前锋拿下，项英还在百户坑主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而且一讨论就是7个多小时，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项英在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改令部队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动，走高岭绕道去天目山，坚持游击战。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军向石井坑方向转移，遭到国民党军第79师和新7师的拦截。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经与叶挺、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饶漱石研究，决定重返云岭，从铜陵、繁昌间渡长江北上。由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

1月8日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离开了军部。深夜11点左右，叶挺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队的情况报告了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