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从近几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看来，我党的对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党所没有的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因此中央决定：
（甲）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公开发言，尤应严格遵守此原则。各军事领袖不得军委许可不准公开发表有关全国性的意见。凡牵涉到全国性意义的重要政治事变，任何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及任何军事首长，在中央未指示前，不得公开发言，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乙）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在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并加强其领导。
（丙）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广播台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应划归通讯社，并设立广播委员会专门负责广播材料的审查编辑，并由宣传部指定一政治上坚强的同志领导之，并经常检查其工作。
（丁）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
（戊）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其他根据地的广播的登载与否，应根据本决定第2项来审查处理，无选择地登载是不允许的。
中央书记处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小礼堂主持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议正进行着，突然间天降暴雨，一道闪电从屋角穿入室内，“轰隆”一声把一根木头柱子劈断了。与会人员都受到了巨大震动，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正当众人惊魂未定之际，会议室内又传出了凄厉的呼救声。林伯渠立即派人进入室内，将受伤人员一一扶了出来。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经过抢救都脱离了危险，唯有延川县4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
有道是祸不单行。在延安南关市场里，拴在木桩上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它的主人是一位50来岁的安塞汉子，这汉子本来就对时下的负担过重不满意，如今又损失了毛驴，气不打一处来，站在大街上扯着嗓子便骂开了：
“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
周围的老乡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劝那汉子，有的则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汉子抓起来，也有人建议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不久，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小吴问道：
“听说你们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
小吴激动地回答说：
“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你。”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李县长是中了雷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你。我们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他说：
“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小吴坚持说：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问：
“你想过没有，真的汉奸特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张嘴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又问道：
“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说：
“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吧？”
“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们，不要拘留那位老乡。还要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小吴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的情况，他说：
“抗战初期，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有的人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有的人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公粮何以会猛增呢？原来到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已经增到了7.3万人，这么多人要吃饭，自然就需要增加更多的公粮。20万石公粮，在陕北这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人均负担1斗4升。这样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和前几年相比，的确是重多了。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噢”了一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心情非常沉重，叹了口气，思索片刻，又说道：
“看来，这位老乡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
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征收任务还是比较重，加上有些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是难以避免发生一些损害党和群众关系的事情。
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为生活艰难，干部强征公粮，忍不住骂了共产党，骂了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后马上逮捕了那个妇女，说是要枪毙她。保卫处长钱益民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东西，听完汇报，气得“啪”地一声把毛笔甩在桌子上，站起身来，盯了一眼钱益民，然后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停了一会儿，他才对钱益民说：
“不要为难这位农民，你把她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不久，钱益民将一名叫伍兰花的中年妇女带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妇女，虽说只有36岁，但看上去却像50多岁的样子，一副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毛泽东马上走上前去，亲自替她松了绑，说：
“你不要怕，坐吧。”
伍兰花坐下后，毛泽东面带微笑把一杯开水送到她手上，和蔼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啊？”
伍兰花误认为是保卫部门在枪毙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认罪，她气愤地嚷道：
“枪毙我也要骂，反正咱活着也是饿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泽东问：
“为什么活着也是饿死呢？”
伍兰花没好气地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们老百姓交公粮，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毛泽东问：
“你家有什么困难吗？”
伍兰花看到毛泽东比其他干部都和气，略微平静了一点，说：
“咱清涧苦啊！咱一家6口人，3个娃都小，婆婆72岁，男人又是个傻子，就靠我这一个女人维持这个家。咱住的窑还靠着沟边，发水就涝，就是想挖孔新窑，也没有钱雇人。共产党来了，咱分了5亩地，头两年还好，这两年村里官、乡里官、县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粮咱出不起，就骂咱男人和老娘。”
毛泽东问：
“村干部乡干部真的骂人？”
伍兰花说：
“妇道人家不敢撒谎，咱要说假话出门就叫挨枪子。咱不是不拥护你们八路军，只是咱家确实交不起公粮。今年遇上天旱，咱一个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点粮食，咱跟催公粮的干部求情，把公粮推到明年一块儿交，可他们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一袋粮食给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没有活路了，一气之下，是骂了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此处，气呼呼地站了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前后踱了几步，大声叫道：
“钱益民！”
钱益民应声进了屋，说：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当着伍兰花的面，大声训斥道：
“你们保卫部门在搞什么名堂？连这样简单案子都断不明白？中央对交公粮的政策规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提下，自觉地交公粮，怎么能没收老百姓的口粮呢？这位妇女敢讲真话，是位好同志，不但没有罪，我们还要接受她的意见，赶快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地拥护。伍兰花同志现在就释放，你亲自护送她回家，还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讲，不但要把没收的粮食退还给她家，还要好好照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总之，不准饿死一个人。”
伍兰花听说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惊，又听了他说的话，感动得“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大声说道：
“毛主席，咱对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连忙将她搀了起来，安慰她说：
“伍兰花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该挨骂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你就来找我毛泽东。”
就在这年的6月初，与陕北的雷击之天灾相比，发生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隧道惨案”可真正是人祸了。这个惨案，与前边已经说过的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和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3大惨案。
那是在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重庆市区雨后初晴，市民们正准备吃晚饭，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人们纷纷拥向较场口公共防空大隧道的3个进出口：十八梯、演武厅和石灰市。由于当局有关方面未及时对拥来的市民进行疏散，大量民众拥入了这个通风照明设备未曾验收且不能使用、洞内设计上既不能使空气对流又没有通风井，还没有排水井、出入口又狭小的特大隧道，立时呈现出饱和状态。
据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24架分3批（每批8架）袭渝，自17：33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28侵入重庆市空投弹，至19：54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4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20经丰都东逸。”第三批“22：1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13经丰都东逸。”
由此可知，3批次空袭的间隔几乎都在近1个小时左右，可是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锁了栅门，不准里边的市民在空袭间隙出入隧道喘息休息。因此，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致使避难者因通风不畅而窒息，同时又发生了推挤践踏，最终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
有生还者朱更桃回忆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
生还者何顺征也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人群越往洞口挤，门就越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地往外挤，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往外挤。后来洞门被挤破之时，洞内的人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了出去，因此得以生还。郭伟波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他说：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