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间，17岁的毛雪华在边中毕业了，到杨家岭看望叔叔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叔叔，我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当教员，您看到哪里去适合？”

毛泽东说：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龄还小呢，那些学员的年龄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边中怎么样？”

“到边中有困难，你普通话还讲不好啊！”

毛雪华哑然了，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说：

“你到自然科学院去吧，继续学习，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将来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出力。”

毛雪华临别时，说边中校长董纯才为制作学员证书，委托他请毛泽东为证书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奋斗！”

后来，毛雪华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又应教务长魏之想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拿出一张旧《解放日报》，铺在办公桌上，挥笔写下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他端详了一下，又重写了一幅，放下笔说：

“这两份随你选吧。”

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一书，同时要求见面谈一谈。

萧军是继1938年之后在1940年6月间第2次来到了延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7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仍然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地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生性豪放的他，论人论事从不注意方式方法，坦率直言，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就出现了矛盾。他曾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就在这时候，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3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

文章寄给《解放日报》后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它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他还想在走前见一见一年来一直没有深交的毛泽东，就写出了那一封借书并求见的信。

7月15日，萧军等了一个星期未见到毛泽东的回信，便不耐烦了，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泽东同志：

本月8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3种：一信未收到，二近来工作忙，三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7月20日，毛泽东和萧军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次谈话的情形：

“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接着我就谈起了我预备谈的题目：①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②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他先是问我：‘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他翻着我带去的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施政纲领。‘对于这施政纲领在原则上我是全部赞成的，只是为了其中的个别条款与我所经历的事实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着把我在条文上所用红笔划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说着，他指着‘把持包办’说：‘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你要知道，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等3年，5年，或20年。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我把党内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

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动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

7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联名给各兵团发出指示，要求各兵团尽可能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并给予他们特殊优待。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说：

“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20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3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3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应该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一个决定不仅是方法论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政论写作的经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认真研读。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一霎时，一个个大而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洒满了3张信笺。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便去信表示，“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并随信寄去了3张报纸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军轰炸机共27架次，分3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其中一颗炸弹落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强烈刺激。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秘书、警卫员及其妻子涂俊明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

毛泽东获悉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稳定下来。

8月6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再奉约略叙。敬祝健康！

毛泽东

萧军所寄“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3张报纸，上面有前边已经提到的周扬的那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就是由他执笔的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合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