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话说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邓发、朱德、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岗、王若飞、叶剑英、李维汉、彭真、陈伯达、杨松。会议记录由王首道、胡乔木担任。

这次扩大会议此后又先后在9月11日、12日、29日和10月12日开了4次，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

在这5次会议中，毛泽东作了主题报告，除了王明出面辩驳外，还有28人次先后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肯定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不少人联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重要领导人也幡然醒悟，痛心检讨。有的人发言两次，还有人3次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还发表了胡乔木、艾思奇等人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参加整风应取的态度。

9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中，首先说明了召开这个扩大会议的原因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

接着，他重点讲了3个问题：

1、“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左”倾冒险主义自称是“国际路线”，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说，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3个方面。“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5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首先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反对闹独立性。他建议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并提议由王稼祥为副组长。他说，“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9月11日，张闻天在扩大会议上首先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5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

张闻天还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5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

张闻天还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博古在发言中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作教条在苏区搬用。

接着，王明开始了在扩大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

接着，他便夸夸其谈，表明自己一贯正确。他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古、洛甫在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后期主要的错误负责者。”声称他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还说，他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

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

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者们的严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