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3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决定中还说，高级学习组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高级领导人为主，全国以300人为限，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延安和各地高级学习组通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为题。

9月29日，“九月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在10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张闻天和李维汉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

9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学习组组长的名义和副组长王稼祥起草给中央学习组及高级学习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8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4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6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去演讲。

这一天虽然是个晴天，还是有些凉意。在学院北边的长方形教室里，学员们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捡块土砖垫着，也有的拿张报纸或自己的手帕铺在地上，静静地等候着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和王明等人从侧门悄悄地进来，走上了靠北墙的讲台。

这是一个1尺高1米多宽两三米长的土台子，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木桌子，摆着两三张长木凳。

毛泽东高大魁梧，蓄着浓密的黑发，笔挺的身躯穿着同干部、战士一样普通的八路军服装，裤子膝盖处还有块大补丁，脚蹬一双旧布鞋，十分朴素，脸上总露着一种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派头，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和他相比，显得又矮又胖的王明，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穿着一身黄色呢军服，今天破例没有再穿他那双皮马靴。但他依然是神气活现，显得十分傲慢。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

“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100%损失了，苏区损失了90%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毛泽东的话引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说：

“1、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2、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3、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13个大窑洞里举办了一个农业展览会，陈列着谷子、糜子、小麦、荞麦、玉米、高梁等边区各类农产品的样品。每一种展品的旁边，都写着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名字。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毛泽东也赶来农业展览会参观。在农展会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从一个窑洞走到另一个窑洞，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每一张描述边区农业概况的图表和每一种展品。当他看到写有“延安南川吴家枣园郝光华”名字的展品时，一个工作人员指着旁边一个正在参观的农民说：

“主席，他就是郝光华同志。”

毛泽东立即朝郝光华走去，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拉着他那结满厚茧的大手，兴奋地说：

“听同志们说，你劳动得很好，打了不少粮食，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3人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王明说，抗战初期，你在武汉工作期间，对形势估计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战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不对的。

王明不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批评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

“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

王明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人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国民党搞好关系，应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武汉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还说，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发言结束时，他还气势汹汹地冲毛泽东发起挑衅，他说：

“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

毛泽东在发言中通报了7日晚上4人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他最后说：

“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王明同志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进行讨论。一气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发炎。

10月10日，黄有凤和赵雪明在中央军委办公楼2楼举行婚礼，毛泽东作为他们的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送给他俩两瓶延安大生产时期自产的红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

“‘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饶（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大有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专门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可此时的王明知道大势已去，便宣布有病请假，不参加会议了。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毛泽东根据大家发言的意见，归纳了几点看法，作为准备提交六届七中全会、再提交七次大会的一个结论草案。其要点是：1、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2、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3、我党20年来的历史问题。认为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4、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5、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

会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包括：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织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伟大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