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9月12日，任弼时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

任弼时还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毛泽东、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地理论联系实际。

他又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维汉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也在扩大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检讨说，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

9月12日下午，王明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维汉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他认为李维汉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继续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9月13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他讲了3个问题，全文如下：

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地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4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4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5县。这5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地努力。

二、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地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4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1905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么，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40%，富农占有土地达3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10%，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80%，中农、贫农只占有20%。但是，地主人口不过1%，富农人口不过5%，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80%。一方面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另方面以80%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20%。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