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周文在1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延安的文风充满八股味，有冗长沉闷之感，希望对文风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对改革的意见。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们向解放社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此时礼堂里连凳子都没有，与会者全是站着听讲。毛泽东便也站在讲台上讲话了，他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问题。”

“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

据温济泽回忆说，毛泽东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惊的话。毛泽东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有些人比猪还笨。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他们还是不顾一切。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他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

温济泽还说：毛主席这句话“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分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部分人，排挤一部分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说：

“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鼓掌）”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苏德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与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最后明朗与剧烈斗争的时候，中华民族坚决地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上，在加强团结，准备反攻方面获得了更有利的客观形势。

在这种环境中来纪念今年的“三八”节，它的政治任务是在动员各国妇女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消灭东西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在国内则应更加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抗日统一战线，配合全国各方面的动员，积极准备反攻，为最后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而斗争。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今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必须在恢复元气、积蓄力量、坚持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总方针下，更加注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坚决实行妇女团体中的三三制，改组与巩固妇女组织，这些应成为今后的中心工作。在大后方，则应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妇女团体和妇女刊物，在知识妇女和一部分劳动妇女中，进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族民主教育，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亲密团结。

中央建议各级党委，在敌后根据地纪念今年“三八”节的办法，应灵活地采取下列各种方式：召开群众的“三八”纪念大会和晚会，分别组织各阶层妇女（如女工，女护士，女参议员，非党女领袖，女干部等等）的小型会议，调查一定地区的妇女生活及其要求，检查一年来的妇女工作，发动妇女干部、妇女团体的会员在工作、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进行深入的自我检讨，慰劳前线作战部队、受伤将士及抗日军人家属，通电世界各国妇女——英、美、苏、德、日、意、印度、缅甸、泰国，以及南洋华侨和各民族妇女等等，提议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

在大后方，于扩大妇女反法西斯运动，推进妇女抗战团结的原则下，与各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合法的条件下，共同纪念“三八”节。必须尽力纠正和避免暴露的突出的纪念方式和方法，以免影响妇女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3个附件，是综合5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

二、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所限制，不能拖得过长，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妨害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之后，能够及时地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中，必须同时注意到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地批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以致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两区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他基本区域是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样3个阶段的，这是最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他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生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实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如有某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指明加以纠正。

五、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己的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由于今天根据地内部在此阶段（拉的阶段）内，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村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3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习政府的法令，熟习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六、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与算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3分4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70%至80%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的基本的农业经济。而只以20%至30%投于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大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3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每一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及文电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级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实收到成效。

2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有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人员参加的大型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800余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开门见山地说：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党八股的坏处，他说：

“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作八大罪状吧。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作‘残酷斗争’，一个叫作‘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八股的第3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毛泽东顺便把钟灵1938年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的事，作为实例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