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疼难耐。毛泽东走到他床前，在一条窄条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道：

“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又给王观澜写了一段话：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出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全文如下：

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它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的加以分明了。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看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的国家。日本与中国战争已4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20余国为敌，而德意侵略国经过6个月的对苏作战与苏军的反攻，其锐气已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本困难大大增加。目前乃是中国与英、美、荷协同作战积极准备反攻的良好时机。

乙、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在华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日本进行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在华的空军将调到太平洋作战，在华陆军亦可能调动一部（调华中、华南的军队可能性较多，但苏联未参战，在华大部陆军不致调动），对华军队的人员及物质的补充将减弱，增兵华北的可能已经暂时消除，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而我军民的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亲日派、亲德派、分裂派的气焰将被压低，中、英、美、荷的合作更加亲密。一切这些都是有利于正面与敌后抗战的条件。

丙、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日本有了长期的准备，而英美准备不足；太平洋军事地理条件有利于日本，加之日本又占领海南、越南，整个南太平洋均处在日本的攻击与威胁中；日本为集中海陆空军作战，路程近捷，而英美集中兵力困难，路程遥远，因此战争初期，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地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而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国民党现时的兴高采烈，到那时悲观情绪又将发生。加之，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紧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这些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丁、根据上述估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

戊、军事方针仍旧，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但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尤其对海外的宣传，应当加强。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

己、应当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太平洋战争，使我们对敌伪工作，有了更有利的环境，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的转向抗日。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根据地特别是游击区敌占区居民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加强薄弱区域的工作，恢复一些失地，开辟一些新的区域。

庚、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地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3%。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发出为人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榨民财的恶棍。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地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辛、在精兵简政政策实现之后，干部必有多余，同时为准备将来还应抽调干部，一并加以训练，除各根据地自己极端注意训练干部外，中央准备办一高级学校，训练几百个真正高级的干部。

壬、目前全世界正处在空前的大动乱中，斯大林同志说：“几个月，或者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便会被击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被击败后，再过一个相当时期，中英美再加上苏联便可战败日寇。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1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决定锄奸政策的出发点》的社论。社论中说：抗日根据地的反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被国民党派往抗日根据地的特务原形毕露，纷纷落网。

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四二年中心任务的指示》：

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

12月间，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内容包括从1928年6月“六大”至1941年11月间的557个文件。这部大型资料是整风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读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新年团拜会，陈云在团拜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月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说：

“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

1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文化课本》写了一篇序言，他写道：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

“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他要求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打印数千份，发给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干部，下至连长一级，每人一本。还要求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以便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残余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中的影响。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全文如下：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迅速的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这些同志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3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地认真地深刻地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中宣部

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并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

在减租减息政策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不实行减租；另一种是有些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尤其是党内一些负责人，在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后，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农村“过分打击地主”，对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问题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对减租减息的数额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

1942年2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写了一封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