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把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的长篇讲话，他说：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作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3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4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树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委托西北局邀请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吴满有、杨步浩、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地听着，并不时地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地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这次座谈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12月16日，毛泽东就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下的敌后任务问题，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复电给邓小平，他在电文中写道：

小平同志：

（甲）亥江电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6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两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

12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专题会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西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前边已经说过，在1942年10月下旬的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西北原26军和陕甘边出身的干部提出了西北的“肃反”问题。中央便在清算全党“左”倾错误的同时，从1942年11月5日开始，在3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中举行了12天的专题会议，对西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和清算。中共中央的《决定》便是根据那个专题会议的结论作出来的。《决定》中说：

“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好干部诬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中央这次专题会议还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给予了组织处分。

毛泽东总结说：

“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会议才把历史问题搞清楚。”“现在作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中说：“毛泽东的讲话，对分清西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执行的错误路线给定了性。”

尽管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原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纠纷还远没有结束，高岗出于个人野心，又多生枝节，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了。就在1942年11月中央召开的西北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专题会议期间，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说：

“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

阎红彦说：

“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

高岗慌忙换了话题，说：

“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接着，高岗要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红彦听后，批评他说：

“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3支队2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高岗听他如此说，恼羞成怒，就利用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倒打一耙，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红彦“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后来到了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当高岗在会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事后，阎红彦还主动向高岗说明此事，希望他改正。由此，高岗对阎红彦更加怀恨在心，在1945年7月第2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整阎红彦，并指定人揭发阎红彦，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高岗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中央对他却是非常信任的。康生奉命在会上宣布：“高岗同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高岗后来曾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一直到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刘少奇、周恩来等这才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为此，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当面向阎红彦道了歉。事情到此总该结束了吧？不！谁也想不到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在1962年，还在毛泽东身后，围绕着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又多次发酵，热闹还在后头呢。

请读者诸君耐心往下看吧。

东方翁曰：本章讲到的王明和高岗这一类人最终不能成大事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低劣的人品和素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后人往往把他们说成是毛泽东的同路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抬高了他们。他们之所以混迹于共产党内，不过是风云际会，机缘巧合罢了。无数事实证明，这一类人不是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便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变色龙和小爬虫。他们何尝信奉过《共产党宣言》，信奉过共产主义？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过是通过改朝换代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一旦取得了最高权力，便与原来的反动派毫无二致，一样维护私有制，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