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3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6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从4月18日开始，日寇相继发动向河南、湖南与广东的进攻，洛阳失陷，长沙岌岌可危，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南战事。在这个战场上，洛阳失守以前，敌以攻击第一战区蒋鼎文将军及汤恩伯将军统率下的30余万军队为主要目的，以洛阳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开始第二个战役，敌以向部署在灵宝、虢略、官道口线的第8战区胡宗南将军统率下的军队进攻为主要目的。至本日为止所获情况，该线业已不守，敌向潼关前进，显有攻陕目的。据闻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处在极大的威胁中。中国纪念联合国日，却和欧洲及太平洋处于相反的情况，那边在进攻，这边在退却。

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3月，整整5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60万日军及90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但是敌情起了变化，4月18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敌人所以出此，全为救死，但是敌人今天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军队官兵脱节，军民之间又脱节，作战50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1941及1942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但是我们坚持奋斗，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1943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47万，民兵200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到目前为止，豫、湘、粤3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它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6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退，便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华莱士在与蒋介石首次会谈中，告诉蒋介石说：

“罗斯福总统认为，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若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你们可以找一个朋友从中撮合。罗斯福还表示说，他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此时的美国，急于利用它的影响促成国共谅解，目的是为了让共产党的力量“充分发挥用途”，一是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二是利用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不同意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也反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蒋介石要求将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回美国。而华莱士则一再说明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都希望美国军事观察团早日到延安去。蒋介石被迫允许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去延安。

华莱士回到美国后，向罗斯福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广大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华莱士又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蒋介石。他提议由魏德迈将军换回史迪威，影响蒋介石采取进步政策。他还说：“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6月28日，毛泽东因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延安一事，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说：

“美国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同美国人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美军观察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工作报告，值得认真研究。《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方针、战略（统一战线、持久战、山地游击战）和抗战状况（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总结，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本传前面已经把这一段历史交代明白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总结，是令人信服的。包括那些曾经跟着王明跑的人，和不理解山地游击战的人，恐怕不服气都不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无数次地征服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包括敌人在内，他的坦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毛泽东在《报告》中对1945年、对“七大”以后的估计和预言——明年“夺取一些小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后来也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