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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话说1949年7月1日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访苏代表团开会。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有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布,整个布置朴素大方。西边的小厅,摆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这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在会议上向即将出发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作了全面指示。

原来早在国民党孙科内阁迁往广州时,美国大使并没有随行,而苏联大使罗申却跟着孙科到了广州。这在当时各国大使中是仅此一家。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罗申继续留在广州不走,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5月份就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准备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

7月2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北平出发。代表团成员还有高岗、王稼祥。随行的工作人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黄韦文、吴振英等人。

代表团从北平乘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乘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达伯力,以后又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短暂停留。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下榻于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

再说7月2日,中华全国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热诚地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

沈雁冰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

后来大会在19日结束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为主席,沈雁冰、周扬当选为副主席。

大会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就是中国作协的前身,沈雁冰当选为主席。

不久,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决定创办综合性文学月刊——《人民文学》,由沈雁冰担任主编。

7月4日,毛泽东接到湖南省工委经第4野战军转来的由程潜署名的一份备忘录。

这一份和平“起义备忘录”,是在6月中旬由程潜口述、由程星龄记录整理而成的。尔后,程潜请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余志宏送交省工委负责人,并请省工委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省工委书记周礼随即派出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将备忘录秘密送交武汉华中局,又经4野转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潜在“备忘录”上说: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8条24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配合行动。”“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8条24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备忘录中还提出了在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看了备忘录,见湖南的重要人物陈明仁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字,不知是何原因。他心想,既然程潜能有如此重大动作,陈明仁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料得不错。原来程潜在5月份派唐鸿烈到香港会见乔冠华后仍不放心,便在6月份又派程星龄去香港乔冠华处进一步联络。程星龄到了香港,向乔冠华讲述了程潜下决心起义和受白崇禧压迫、排挤的情况。乔冠华立即电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星龄又会见了参加北平和谈后到香港的章士钊,章士钊见面就问:

“颂公对起义有没有动摇?”

程星龄说:

“没有动摇。”

接着,他把湖南反蒋反桂系的复杂情况说了一遍。章士钊说:

“桂军在湖南呆不了多久,解放大军快要南下了。你们应付得好,可劝颂公大胆地再顶住一个短时期。”

章士钊还把他在北平和谈期间会见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对程潜走和平道路期望甚殷及对陈明仁可以既往不咎的一番话,告诉了程星龄。章士钊又给程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他还说,这绝非溢美虚夸之词。

程星龄回到长沙,将章士钊所转述的毛泽东的那些话告诉了程潜、陈明仁。此前,陈明仁确实有思想顾虑,主要有3怕: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共产党跟他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主义的帽子。如今听了程星龄的转述,特别是毛泽东所说的:“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站过来就行,像陈将军这样的将才,我们还要重用”这句话,陈明仁听了,当即表态说:

“听了毛泽东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我陈明仁深表赞同。”

程潜有了强有力地支持,于是便写出了这样的一份备忘录。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了程潜的备忘录,决定派员去汉口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首选人员是李达,可是考虑到李达的健康状况,不甚理想。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华北军政大学第3总队总队长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关系非同一般,派他前去再合适不过了。

李明灏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同乡,他在程潜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是该校的教育长。陈明仁就是那时被破格录取入讲武学校,后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北伐时,李明灏在程潜的第6军任第17师师长。1948年,李明灏在投奔解放区之前,曾到汉口会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程潜知道他要去解放区,表示赞成,嘱咐他代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问好。

派员一事议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王首道、萧劲光30日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3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4、如程潜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接着,毛泽东又复电给程潜,他在电报中写道: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问题走向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反美反蒋反桂,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先生自行权宜,相机处理,敝方均能谅解。

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如万一长沙起义成问题,希将所部军队转移湘西一带,策应解放大军南下。至于细节问题,我们已告知林司令员,请就近密切联系。湖南问题,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

写罢,毛泽东让中共中央设在长沙的地下电台,将这一复电转交程潜处。

7月6日晨,毛泽东为第1野战军制定了《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他提出对青、宁二马应予以区别对待,要首先打击青马。青马即马步芳,他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宁马即马鸿逵,他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在军事打击下,可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7月6日,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6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还有: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共16人。

会议对本小组负责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做出如下决定:1、对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曲公开征集;2、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曲评选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参加国歌词曲的评选。

7月6日下午7点20分,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尚未结束,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雷鸣般的掌声立时响彻整个会场。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毛泽东。代表们全部站了起来,热烈地高声欢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讲完后,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即席讲话中,说到音乐中西结合的问题,以不久前当选为全国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为例,说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的优秀的东西,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会后,毛泽东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钟灵。在一旁的人又提到毛泽东批评钟灵在写标语时,将工人的‘工’拐个弯、‘人’字加3撇的事。毛泽东笑着问钟灵:

“你现在还那样写吗?”

“主席批评以后,再没那样写过。”钟灵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就鼓起勇气接着说:“那些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了,就是写隶书的同志也不那么写了。”

“哈哈哈!”毛泽东忽然大笑起来,他说:“这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篆书不是更复杂吗?也得那么写。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而是批评宣传工作者不看对象,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

7月7日,董必武领导的新政协筹委会第4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黄炎培、张志让和许多代表,都觉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名太长,用起来累赘。他们说: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雷洁琼发言说:

“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得注明是简称。这就是说,原拟国名可以不变,必要时可用简称。”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

“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随后,第4小组将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为3种名称,分发给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组长,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斟酌。

7月7日下午,为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及各界市民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和庆祝活动。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纪念和庆祝活动立时进入了高潮。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激情澎湃,一面挥手向群众致意,一面高呼:

“中国人民万岁!”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1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10日晚,毛泽东接到了刘少奇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报告。

报告上说,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及在莫斯科休养的江青,应邀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苏共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江青等人紧走几步,上前与斯大林等亲切握手。

斯大林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长桌上鲜花点缀,杯盘棋布,几色美酒杂陈。刘少奇向斯大林敬酒说:

“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罢,开怀大笑,他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

江青也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她高举着酒杯说:

“我们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脸上浮现着笑容,说道:

“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赞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

他为自己过去对中国共产党不够尊重,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斯大林还略带伤感地说:

“苏中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你们在世界上要承担更多更重要义务。后来者居上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苏联。”

说罢,他对刘少奇举起酒杯说:

“让我们为这一超越而干杯!”

斯大林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而面带微笑,沉稳庄重。他对中国成立新政府的事情非常关心,问刘少奇说:

“长江以南地区很快就可以全部解放,你们迟迟不成立政府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告诉他,中共中央准备在1950年元旦宣布成立新中国。斯大林表示,他担心中国目前这种无政府局面,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中国,希望中国早日成立新政府。

宴会持续了近4个小时,大家边吃边谈,倒也很自然。宴会期间,苏方还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放映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实况纪录片,据说这是破例的特殊招待,是第一次这样做。

毛泽东看罢刘少奇发来的专电,非常重视斯大林希望中国早日成立新政府的意见,马上与有关中央领导人研究这一问题,决定将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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