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第六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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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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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话说1949年10月2日晚9时，苏联政府外交部副外长葛罗米柯要苏联原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将一份照会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称苏联政府决定承认新中国，同时召回其驻广州的大使；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周恩来立即派人将这一照会呈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拿着苏联外交部的照会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读罢照会，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个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举动，让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

10月3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复电葛罗米柯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此后不久，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各国，也纷纷致电周恩来等人，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

与苏联等国相反，美国国务院在10月3日这一天则公开表示：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

“美国在这项政策做任何改变之前，将与其他大国和国会进行磋商。”

10月3日这一天，寓居香港的卫立煌闻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兴奋异常，亲笔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贺电，经过香港有关组织，直接发到了北京。

卫立煌是在1949年初为躲避蒋介石对他的迫害，秘密前往香港的。他在贺电中写道：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

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单独召见程星龄。程星龄为毛泽东对程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表示不胜感激，他说：

“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我也会终生难忘！”

毛泽东摆了摆手，吸了两口烟说：

“星龄呀！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还没有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哩？”

程星龄说：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干什么都可以。”

“星龄呀，怎么你们醴陵人都是如此呢？子良开始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是说什么意见都没有。我说，提出意见的，我还好办，什么意见都没有的，我更难办。后来，子良对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我说，那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经决定把你的第1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这个他满意了。星龄，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我讲好了。”

程星龄犹豫了一下，说：

“主席，对工作的安排，我真没什么意见。但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啊！是这么个愿望。”毛泽东想了一下，对程星龄说：“如果说够条件的话，你早就够了。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是最早与我党合作共事的朋友之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同情我党，支持我党，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起到了我们许多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不过——”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抽了两口烟，继续说道：

“子良提出继续带兵的愿望，我满足了他。但你这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还是先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你早年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一样，是革命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三等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星龄，你参加民革，可能像过去那样，要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出较大的作用！”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就谦虚地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过高评价，说不上是什么‘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国家民主的希望所在。因此我同情支持共产党，作了一些爱国者应做的事情。主席提出要我暂缓参加共产党，先参加民革，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早就定了，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

毛泽东点点头说：

“‘小同学’，我知道你们醴陵人大都有如此坚毅的个性，说了的就要办到，可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子良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子良常年带兵打仗，显得更为直爽，你则一直担任文职，甚为婉约。好吧！那就先如此，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

不久，程星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加入了由何香凝、李济深、谭平山等一些革命元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曾经邀请徐特立老人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作客，他为老师准备了几样家乡菜。席面上，服务员端来了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还有一个汤。这是两人都爱吃的家乡菜。毛泽东抱歉说：

“没有好菜吃。”

徐特立笑着说：

“人意好，水也甜嘛！”

入席时，毛泽东让徐特立坐上座，徐特立谦恭地对毛泽东说：

“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微笑着说：

“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硬是让徐特立坐了上席。

徐特立在菊香书屋住了几天，要回去了。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老师，说：“北方比南方要冷……”

“不敢当，不敢当！”徐特立连忙推辞：“我带着衣服呢。”

毛泽东真诚地说：

“收下吧，以表我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得老泪纵横。毛泽东拉着徐特立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特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赠送给他的大衣交由老伴收藏起来，后来，他只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一次。

毛泽东还几次接老师黎锦熙到菊香书屋家中叙谈，到中南海同赏荷花。有一次，黎锦熙偕夫人黄鹤寿到菊香书屋赴宴，毛泽东特意给厨师开出了一张纯家乡风味的菜单，有虎皮扣肉、火焙子鱼、香干大蒜炒肉、冬笋腊肉、猪血豆腐汤等。席间，毛泽东不停地为黎锦熙老师和师母敬酒夹菜，宾主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10月4日，毛泽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叶子龙轻轻地走进来，小声报告说：

“主席，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将你家乡的两位客人送到北京来了。”

叶子龙所说的任昌辉是人民解放军第46军第138师的师长，他率部赴邵阳途经湘潭、湘乡时，特意派人到韶山打探毛泽东亲属的下落。来人在东茅塘找到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远房侄子毛远翔，以及毛泽覃烈士的岳母周陈轩等人。他们慰问了周老太太之后，即带毛泽连和毛远翔来到了湘乡县城。

毛泽连，字润发，生于1913年，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九，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三儿子，即本传第三卷中已经描述过的革命烈士毛泽建的胞弟。

任昌辉师长问毛泽连：

“你想不想见见毛主席？”

毛泽连闻言兴奋不已，连声说：

“想，想，我很想见到三哥呵！”

随后，毛泽连在9月下旬由138师派人护送，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汉口，稍事休息后，于10月2日登车继续北上，于3日抵达北京。

毛泽东听了叶子龙的报告，甚喜，问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到的北京。”

“是哪两个客人？”

“据电话里说，一个是你的堂弟，叫毛泽连，一个是你的堂表弟，姓李，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太好了！”

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随即起身，踱着步连声说：

“好！好！明天叫他们来。”

10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2野前委等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2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

申哿（9月20日——笔者注）电悉。大体上同意你们所拟“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草案”，惟一项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酉微

10月5日上午，毛泽连会同后到京的姑表兄李轲，随着叶子龙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成为毛泽东接待的来自家乡的第一批客人。

此时的毛泽连双目几乎失明，他凭借着微弱的目光，对着眼前高大的身影激动得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走上前，握着毛泽连的手，凝视片刻，说：

“你是泽连——润发九弟？你的父亲是二叔吧？”

毛泽连泪如泉涌，赶忙说：

“是的，我是润发呀！”

毛泽东提到的二叔，是指毛泽连的嫡亲大伯父毛菊生。毛菊生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因没有娶妻，泽连从小就过继给他当儿子。毛泽东又握着李轲的手说：

“你是李轲，父亲叫李新明吧？老人家还在不在？”

李轲说：

“家父去世多年了。”

“那姑妈呢？”

“还在。”

毛泽东对两位客人说：

“几十年没见面，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

李轲说：

“主席，这次我们来，一是代表家乡问候您，二是向您反映家乡的情况。”

“谢谢。”

毛泽东说着把客人迎进屋里，坐了下来，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毛泽连便把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寻找他们，并护送他们来京的情形一一说了，又说了在来京途中的见闻，他说：

“我们一路上看到人民游行，抬你的像，高呼‘毛主席万岁’呢！”

“怎么不抬蒋介石的像，抬我的像干什么？”

毛泽东的话把两位客人逗笑了。

“主席三哥，这次来到北京，我没有带什么东西，真不好意思……”

毛泽连本来还想再说几句客套话，毛泽东截住他的话说：

“农村没有什么，你们来看我就不容易，还要送份么礼物！我们家过去很穷。我们的曾祖父毛四端是一个贫苦农民，靠他勤俭持家，到后来手里有了45亩田，还有了两个儿子、4个孙子。我爷爷毛翼臣，你爷爷毛德臣，兄弟俩分家时，翼臣公分15亩，德臣公分30亩。但是，你爷爷有3个儿子，再分到你父亲手里，田就少多了。我爷爷只有1个儿子。到我父亲这一辈，我家有15亩，你家只有10亩。所以，你们的家底子薄，人口多，家境会比我们差一些。”

说话间，毛泽东见毛泽连流泪不止，就问道：

“泽连老弟，你这是么子回事？”

毛泽连便把他害眼病的情形说了，毛泽东惋惜地说：

“年纪不大，坏了眼睛，太可惜了。”

毛泽连问：

“三哥，北京城里有郎中吗？”

“有。”毛泽东说：“你就在这里治一治吧。”

李轲连忙插话说：

“泽连家里生活困难，您能不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语气温和地说：

“泽连的困难我知道，我了解。不过他的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我是国家主席，我只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也当不成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两个客人都不吱声了。毛泽东问李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