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毛泽东关于陈明仁部整编问题给林彪、华中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程潜、陈明仁按其现在的表现来看，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它处时，让其作战立功。

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6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21兵团，第52军、第53军及第214师至219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3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惟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者应有安置，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6师。我认为陈明仁的意见是合理的。10月10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2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步骤。程潜在京多留若干天，然后返湘。

三、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3个军。这对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四、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会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不好。省府改组亦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

五、陈明仁几次提出想去前线打仗立功，我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在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此点亦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

六、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15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

七、以上各点，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八、程、陈、李等对此次政协会议观感甚好，表示有信心干下去。我告诉他们，补人补枪等事，要待人枪到了手才算数，不要向下面宣布，免引起失望。要他们将现有3万多人整训好，不存奢望，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不满意之事，作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方面则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些，减少他们的困难。双方这样做法就可能将事情办好。

毛泽东 酉微

后来，陈明仁的第21兵团，果然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6日，毛泽东请毛泽连和李轲到家里吃饭，还把毛岸英和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叫来陪客人。他指着毛泽连向傅连暲和毛岸英介绍说：

“这是我的堂弟毛泽连。泽连从小过继给我二叔，我二叔毛菊生去世早，他家很穷。那时候，我父亲毛顺生要买二叔的田，我叫他不要买，拿点钱给二叔用就行了。父亲不肯，我也没有办法，田还是买了。唉！那时我没有权，我母亲也没有权，父亲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现在田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嘛。我父亲不顾兄弟之情，他只顾他自己。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而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停了停，问毛泽连：

“婶母身体好吗？”

毛泽连回答说：

“身体不好，经常有病。”

“婶母会做饭，菜炒得好，要是她身体好，叫她来办伙食，那就好啰。”

“母亲也想来看看主席。”

“她有病，到北京来不好，这么远，要是死在路上，那就糟糕了。我看，先请她在湖南治一段时间，等病治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一住。”

毛泽连又提起了自己的眼病，他说：

“听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技术高，我想……”

毛泽东说：

“协和医院是外国人办的，现在还没有收回来。不过，那里条件好，你可以去看看。吃了午饭，叫岸英和傅部长陪你到协和医院去一下。”

吃罢午饭，毛岸英、傅连暲、李轲一起陪毛泽连去协和医院。毛泽东交代毛泽连：

“去治病，要听医生的话，按医生的安排进行治疗，不要霸死蛮。”

经医生检查，毛泽连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还有点光。医生说：

“要挖掉左眼，才能治右眼。”

毛泽连起先不同意，后来想想三哥的话，还是同意了。于是，他就在医院动了手术。医院还专门找了一个湖南籍的医生给他喂饭喂水。毛泽连住了一段时间，就要求出院。医院不同意，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电话上交代，传话给毛泽连：

“暂时出不了院，要好好休息，以后再做手术。”

第2次手术时，医生说要给毛泽连的左眼安一个假眼球，毛泽连拿不了主意，要求出院跟毛泽东商量。毛泽东来电话说：

“让他出院吧，他住不习惯，外面自由一些。”

毛泽连在医院度过了1个月零7天，右眼基本上恢复了视力，就出院回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他头上蒙着纱布，想起了上假眼球的事，就对他说：

“视力恢复了，上假眼球就没有必要了。那只是一个模样，没有什么作用，并且那样要花很多钱哩。”

毛泽连点点头说：

“我听三哥的，不上了吧。”

自此，毛泽连在三哥家里进进出出、起居饮食，都由李敏、李讷小姐妹俩搀扶、服侍，生活过得很愉快。他和李轲都舍不得走了。李轲还想请毛泽东批准他留京工作，或介绍回湖南工作。毛泽东想了想，严肃而温和地对他说：

“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会有今天，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作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作田、种菜、喂猪稳当些。回去把生产搞好，生活搞好。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泽连有困难，还是要由当地政府解决。”

他又对毛泽连说：

“过几天，你就回去，搞好生产，照顾好母亲。”

再说10月6日晚，毛泽东复电给美国共产党，他在电报中写道：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但尼斯同志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请将我的谢意转达给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转达给全美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善意的人们。

诚如你们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

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袖，即但尼斯同志、威廉姆森同志、温斯顿同志、斯塔彻同志、戴维斯同志、温特同志、汤姆森同志、盖兹同志、波达许同志、格林同志和贺尔同志，但是事实已经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

10月7日凌晨，毛泽东致电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

林邓谭萧赵：

一、同意5日12时电5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军委 7日2时

10月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派人把马海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接到了菊香书屋。

苏菲，原名周素珍，1920年出生于上海普陀区，1935年经友人介绍加入中国左联领导的话剧艺术供应社，1939年8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参加《带枪的人》等话剧演出。在延安，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和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曾经与毛泽东、江青、李讷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小幼马又叫周幼马，比李讷小一岁。1949年，苏菲随军进入北平，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和话剧演出。

且说毛泽东高兴地对马海德说：

“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人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完全是中国人了。”

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小幼马把脸贴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毛泽东转过身来要抱抱他，可小家伙把头埋在沙发里，怎么哄也不起来。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高鼻子也怕矮鼻子啊？”

工作人员端来了饭菜，毛泽东与马海德一家人围着餐桌一起进餐。饭后，他又请大家去舞厅跳舞。毛岸英走到苏菲跟前，很有礼貌地邀请道：

“苏菲同志，我请你跳一曲吧！”

苏菲看着比她小两岁的毛岸英，开玩笑地说：

“你叫我阿姨，我就跟你跳。”

毛岸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拉起苏菲进入舞场。没想到苏菲的玩笑话被毛泽东听到了，在第二支舞曲即将奏响之际，他凑到苏菲面前，似笑非笑地说：

“我叫你阿姨，你跟我跳舞吧！”

苏菲立即闹了个大红脸，忙说：

“哎呀，主席——”

“你不要难为情嘛！你刚才对岸英不是很勇敢吗？”毛泽东笑着说：“马海德很勇敢，为真理冲出了国界。你也很勇敢，为爱情敢于冲破世俗观念。我很喜欢你们一家子，希望你们为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0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指示电稿。

原来，毛泽东家乡的亲友们在前一个时期纷纷给他来信，请求推荐或安排工作。就连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也是这样，本来在湖南农业试验场干得好好的，可他却不安于现状，借五舅向理卿的第3个儿子向三立来京之机，托表弟给毛泽东带了一封信及多张照片，提出要到北京来工作。向三立托毛岸英向毛泽东转交了杨开智的信及照片。于是，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电文中写道：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毛泽东拟好电文或写好信后，通常都是叫卫士通知田家英来取走发出。这一天，田家英又接到通知，来办公室取电报稿，毛泽东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后来在散步时，毛泽东又和阎长林谈起了他和杨家的关系，他说：

“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敛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啊。”

阎长林说：

“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工作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泽东说：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

“主席对杨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可以。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说：

“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陈玉英在板仓给开慧当保姆，带着孩子们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也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这么好，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啊！她现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京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京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啊！

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去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10月9日的电报，虽然使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念头，可他又萌发了在长沙谋取一定职位的想法。他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一封信，请求向三立替他向毛泽东说情，希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向三立接到信后，便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表哥的意思和想法。

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提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到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宗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经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的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了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1949年）

后来，杨开智在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开导下，放弃了谋取高官的念头。1949年11月7日，毛岸英收到舅舅杨开智的信后，在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说：

“舅舅曾有信来，思想似已有些转变。”

正是：少时已立志，旨在求大同。百战生死以，何曾谋私营。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亲友相处，请看本传后面诸多叙述。

东方翁曰：从1927年到1949年，毛泽东经过22年奋斗，终于成功地训练出了一支数百万人的无坚不摧的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战的钢铁队伍。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政权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已经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新课题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中下层人们的观念，或者是在不少高层领导人的观念中，新政权的建立只不过是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对“旧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已。前者追求的是“几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后者追求的则是“级别”，是“官位”，甚至是“取而代之”。因此，毛泽东在之后的27年间，在为“主义”的终极目标而孤军奋斗时，就远比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要困难得多。他面对的既是一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烂摊子，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影响了他的战友、影响了他的整个队伍的几千年的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传统观念。这就是最后只能以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来结束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根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