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

话说在1950年春的一个周末，京剧高派须生李和曾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出，他清唱的是《辕门斩子》。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打着节拍。唱完以后，李和曾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请您多多指教。”

“你唱得很好。”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又问：“你参加党组织没有？”

李和曾回答说：

“1949年参加党组织的，年限很短。”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

“要好好学习。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好好研究。”

1950年春，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与朱丹华一起，带着毛远新来到北京，把他送到了毛泽东身边。

原来，王淑兰听说毛泽民还留下了毛远新这条根，心情特别激动，立即到江西和朱丹华、方志纯商量，让毛远新恢复毛姓，送到毛泽东身边去生活、学习。朱丹华深明大义，自然同意了老姐姐的意见。不久，她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和王淑兰一起，把毛远新带到了菊香书屋。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对侄儿说：

“你在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毛远新对伯伯说：

“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身边，王淑兰也留在北京工作。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学校是专门为高级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创办的学校。每到星期天，毛远新便和姐姐李讷、李敏一起回到毛泽东、江青身边。江青待毛远新视如己出，她喊毛远新的小名，叫“小豆子”，毛远新就喊江青“妈妈”。一到寒暑假，毛泽东就派人把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住些时日。

后来，毛远新在195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市101中学。

再说在1950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刘斐。刘斐对毛泽东说：

“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4路纵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是的。不过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过了一会儿，邓子恢来了，将要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也来了。毛泽东是让刘斐与邓子恢、贺贵严见面的。邓子恢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刘斐到中南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委主任。毛泽东指着邓子恢对刘斐、贺贵严说：

“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

刘斐说：

“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泽东鼓励他说：

“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正说话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仇鳌老先生来了。毛泽东闻言，便起身出门相迎。他握着仇鳌的手，一面寒暄一面搀扶着老人走进客厅。邓子恢、刘斐等人与老人一一相见。仇鳌刚一落座，就微笑着问毛泽东：

“润之，你今天接我到这里来，一定有事吧？”

“是啊，无事怎好叨扰先生呢。不过不忙，我们好久不见，一会儿再说。来请喝茶。” 毛泽东说着，将刚沏的一杯茶放在仇鳌面前，又挨着老人坐下来，接着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茶叶。这还是我们一位湖南老表送给我的，虽然说不上好，可它是家乡味呀！民以食为天。有关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我们太需要了，但我们太少了。国民党给我们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一下子挺难对付哟。”

仇鳌说：

“老朽以为，时下物品匮乏，的确是治国之一大难题。但是，物是死物，人是活人，人可治物。所以，目前国家最亟需的应是人才。”

毛泽东微笑道：

“亦山先生所言极是。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都会好办。但我们和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要搞国家建设，过去的经验用不上了，所以，单靠共产党人恐怕是不行的。”

仇鳌说：

“你说得很对，现在国家必须广纳人才，发挥社会各界贤达的力量，让国家机器尽快运转起来。”

毛泽东兴奋地拉着仇鳌的手，笑着说：

“看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今天我请先生来就是为了此事。我们想请先生出山，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之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

“这个……”一生无意于仕途的仇鳌颇感意外，他说：“老朽无才，恐怕难以当此重任。况且我年事已高，老病缠身，是否……”

毛泽东说：

“这个不足为虑。你老的身体我是知道的。人们不是有句口头禅，叫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吗，你老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我看先生就不要推辞了。”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诚恳，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说道：

“好，承蒙共产党这样瞧得起我，我就豁出这条老命了。”

是日晚，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在送仇鳌上车时，他又回头叮嘱刘斐说：

“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呀！”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将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

按周恩来的安排，被选拔和培训出来的十几个驻外大使提前来到勤政殿，准备躲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面，利用屏风的缝隙，偷偷观看递交国书的仪式。

毛泽东在接受递交国书仪式之前，要先见见这些预备大使们。他来到勤政殿，和众人一一握手，坐定之后，对周恩来说：

“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预备大使说：

“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

毛泽东说：

“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一样不辱使命。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现在你们去的都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要担心。”

有人问：

“是不是可以像改造旧工商业主一样，改造利用旧外交人员，让他们出使？”

毛泽东坚决地挥挥手，说：

“新中国外交官将不利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

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答道：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说：

“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

他大手一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诵起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两句：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

吟诵毕，他又接着说：

“派你出去，一定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有人提出对实际的外交活动不熟悉，周恩来说：

“让你们来，不就是要你们观看一个外事接见活动的嘛。”

递交国书仪式就要开始了，十几位预备大使匿身在屏风后，只见毛泽东大步走到地毯的一端，鲁登科大使手持国书庄重地走上前来致词。5分钟后，毛泽东接过国书，对大使致答词。最后，双方寒暄几句，握手告别。

毛泽东和外宾一走，预备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耿飚大发感慨：

“这嘀哩咕噜一大堆，哪个记得住呀？”

黄镇说：

“反正是事先写好的，多花点时间背下来就是了。”

姬鹏飞出了一个主意，他说：

“我看关键是要翻译同志练得熟，我们到时候照那意思随便说几句就成了，反正人家也听不懂。”

袁仲贤是个急性子，他说：

“干脆咱们就在这儿趁热打铁演习一番，如何？”

大家听他如此一说，无不抚掌称好。袁仲贤自告奋勇演印度人，王幼平演驻罗马尼亚大使。大家各就各位，认真演练了一番。

后来，袁仲贤果然去了印度，耿飚去了瑞典，姬鹏飞驻民主德国，王幼平驻罗马尼亚，韩念龙驻巴基斯坦，黄镇则去了匈牙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给张治中的复电中，对张治中为和平解放台湾所做的工作，寄予很大期望。他在电文中写道：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敬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对台统战工作——笔者注）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3月11日晚，有关部门为毛泽东设宴洗尘，祝贺他访苏成功。胡耀邦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问他：

“来团中央多久了？”

胡耀邦答道：

“半年了。”

毛泽东说：

“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哇！半年不行嘛，要两年才解决问题，不要怕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提名胡耀邦到北京工作，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些人不服气，毛泽东有所耳闻，他这个话就是讲给在场的老资格的人听的，目的是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梁漱溟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毛泽东特意来到他的座位前打招呼。他见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道：

“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

他还邀请梁漱溟次日晚到颐年堂作客。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致电邓子恢等，他写道：

邓子恢同志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同志：

一、子恢寅真电悉，同意你不随林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来。

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3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在座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他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新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禁演旧剧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转宣传部：

东北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在编写修改剧本上采取了与旧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提出号召，要在1951年底前在全东北肃清含有封建、迷信、淫荡等毒素的旧戏曲，则是一种急性病，机械执行起来将发生很不好的结果。不知实现这一号召的根据及执行计划如何？如果你们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错误的。近据东北来京艺人所谈及沈市报上消息，因你处禁演旧戏太多，能唱的戏太少，以致有些地方（如沈阳）的旧剧班无法维持下去，艺人生活很成问题，有些戏院，就“贴新戏，演旧戏”应付政府。如根据你们这一号召，并以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实行这个号召，今后将会禁演更多旧剧。戏曲新报载李纶的《应禁演的和可上演的旧剧剧目及说明》，其中“应禁演的旧剧”，到该报第7期止，已列有142出之多。该报第36期载锦州市文联从现在可演的225出中，除立即禁演一部分旧剧外，并计划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分3期禁演92出，同时又规定各戏院、茶社上演新节目的比例，本年内要达到30%。这种限期消灭旧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新旧戏的斗争，是属于群众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旧艺人职业的社会问题。过多地禁演旧戏，一方面使旧艺人无戏可演，势必大批失业；另一方面又因新戏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致使群众无戏可看，引起群众不满，同时新戏如不讲求改进，粗制滥造，亦将反而影响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推广的前途。

现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旧艺人亦归向我们。对于一般旧戏，原则上不应采取禁的政策，而应采取与演这些戏的旧艺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对于演新戏，也不应用法令来强制执行，而应采取自愿和鼓励帮助的原则。只有这样做，才能既团结旧艺人，又改革了旧戏。

对于东北文艺工作者及政府文化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某些“左”倾幼稚病的观点和作法，望东北局加以纠正。并将东北戏剧改革实际情况与经验告知。

中 央

3月14日，毛泽东给湘潭县良湖乡广福村农民郭仕逵复了一封信。

本传前边说过，毛泽东早在1925年8月底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湘潭县议员郭麓宾闻讯后，派侄子郭仕逵给毛泽东送信，帮他脱险。1949年10月5日，郭仕逵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仕逵先生：

去年10月5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顺问近安！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刘揆一先生，他在信中写道：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12月27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大安，不具！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宋、贺李（指陈赓、宋任穷、贺龙、李井泉——笔者注），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命行为加以区别。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度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