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杨成武应召来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见了毛泽东，立正敬礼，口称：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招一下手，说：

“坐下吧，请坐。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准备，这很好。”

杨成武说：

“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毛泽东说声“好”，就给杨成武介绍了战场上的情况，他又说：

“你去！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挺身而起，说：

“男儿有志在四方，马革裹尸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么。”毛泽东起身做个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在院子里的凉棚下，方桌上摆着4碟菜，1瓶通化红葡萄酒，4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满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张南生也忙起身，端起酒杯。毛泽东说：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杨成武说：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说罢，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又端起杯说：

“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与毛泽东碰了杯，一饮而尽。毛泽东依然不坐也不吃菜，第3次举杯，说：

“第3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外，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酒杯，一口菜不吃连干3杯酒。

不久，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孙继先率领第67军、第68军入朝作战。

第67军军长李湘、政治委员旷伏兆率第199师、第200师、第201师于6月21日晚由辽宁安东入朝；第68军军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呈瑞率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于6月24日晚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

后来杨成武回忆说：“毛主席敬我3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2年，创下3项记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一说，他就是王蕴瑞。

在杨成武率部进入朝鲜以后，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要求调王蕴瑞出任第20兵团参谋长。这是王蕴瑞第6次出任参谋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协助过邓华、杨得志、杨勇3位志愿军司令员。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先后给陈再道、陈赓当过参谋长。就在王蕴瑞即将到第20兵团上任之际，到朝鲜作战的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了，陈赓找到周恩来，硬是将王蕴瑞改任第3兵团参谋长。后来王蕴瑞先后协助陈赓、王近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从1955年4月起，王蕴瑞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且说6月15日，毛泽东在华北局1951年6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华北局在报告中说：中央关于“判处死刑，缓期2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新精神下达后，河北省通县区村干部和群众中有不少反映。有的干部认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群众对已捕的积极催案，要求及早杀掉。在反革命分子中也发生了极大影响。已捕的反革命分子，原先的思想情况是不说，等死，“听天由命”。有的怕说多了，罪上加罪。听了贯彻新精神的报告后，开始动摇，认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给了他们立功赎罪，争取活命的一线希望，情绪大为安定，不少人提出要求坦白。目前在押反革命分子的唯一顾虑是2年之后是否还会杀掉，再三要求解答。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2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毛泽东 6月15日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在此前审阅了这篇文章，还在其中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写道：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不久，《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准备对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人民日报》 袁水拍；中央文化部 李进，也就是江青；还有钟惦裴，他是周扬的秘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 冯毅之；平原省委宣传部 宇光、杨近仁；平原省文联 王燕飞；《平原日报》社 陈蕴山；聊城地委宣传部 司洛路；堂邑县委 段俊卿、赵安邦；临清镇委宣传部 赵国壁；临清县委宣传部 韩波。

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指示说：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关于江青在这次调查活动中的情况，负责她生活问题的警卫员李家骥曾回忆说：“我对江青有3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抓紧镇反和清理工作问题致电陈毅，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

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毛泽东 6月19日

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署名为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一些修改问题。

此前，胡乔木受命为刘少奇起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花了一星期时间写出了草稿，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却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同志名义发表。”胡乔木立马去找毛泽东，他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同志交代？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外找人起草报告。于是，胡乔木便稍加修改，交《人民日报》排印，并定于6月22日见报。为此，胡乔木就给毛泽东写出了上述请示修改此文的信。这封信及毛泽东的批示原件如下：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1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12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泽东批示：“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第1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12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此时，毛泽东还收到了仇鳌从长沙寄来的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革命，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好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仇鳌这封信有两个特点：一是见事早，新中国刚刚建立，他就提出了如此尖锐的问题；二是语言直，通篇没有颂词，没有谀词，没有八面玲珑的话。毛泽东看罢，将信放在桌子上，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亦山先生啊！”

他当即回信给仇鳌说：

“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6月21日下午，毛泽东关于苏联援助武器装备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1、高岗同志回来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至于种植橡胶树的问题，我们想马上着手计划。我希望苏联政府派代表来帮助我们拟订计划。

2、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高岗同志回来后讲，您认为我们各个师的装备不足并建议各个师加强坦克和火炮。我认为这完全正确。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所必须的。我已致电徐向前同志根据您的意见进行全面的谈判。

3、根据徐向前同志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从按苏联总参谋部计算的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今年将只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4、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滑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5、在具备了按照我们的申请单于今年已供应了装备的情况下，按照苏联总参谋部提议的新编制的部队所必须而目前不足的装备数，可以在明年供应。与此同时，我们将按照所供应的装备，改编那些优秀的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60个师逐步改成新编制。

6、由于我们的申请晚了3个月，因此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今天却突然带着这么大的数目去找您，并希望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一切，这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运输方面。不知能否做到这些，请您尽力而为。

毛泽东 1951年6月21日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朝鲜战场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同意马立克的建议。

毛泽东把朝鲜金日成首相秘密请到北京协商。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金日成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

金日成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还就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了研究。

6月24日，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装备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您6月21日的电报收悉。

1、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2、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当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4日

欲知后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面对美帝国主义急于要求停战谈判，毛泽东在1951年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电报中却说：“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妙哉，妙哉！大智慧如毛泽东者，在他的同辈人之中，在这一类事关全球局势的重大问题决策上，无论是哪一位，都是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