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零敲牛皮糖’，采取消耗敌人的战略！不打大的，消耗敌人，杀伤敌人，疲劳敌人，叫他不能休息！紧紧把他拖住，积极地打，必须打，不打拖不住，消灭一个算一个！”

话说1951年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子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省级军区，军分区，兵团及军师党委：

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对工作人员政治教育的深入，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特别是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与深入，目前所有混进我们机关中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主要是一部分留用人员和一部分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已处于一种极端紧张不安的状况中。有些人亟求洗清嫌疑，或交清历史，卸掉包袱，好专心为人民工作。有些人亟求声明坚决与反动党派断绝关系，重新做人，或者立功赎罪。有些人苦闷失眠，神经失常。有些人逃跑、自杀。只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仍怙恶不悛，冒险作破坏活动，或企图长期埋伏、待机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很多人已难安心工作，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也将因而难以顺利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从现在开始，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初步的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我们组织的纯洁性。为此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清理的范围，应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打击的对象，主要应是各种反革命分子。清理的重点和步骤，首先应该是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然后是一般的机关，最后是所有部门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在政府系统和民主党派及各种带统一战线性质的机关、团体中，应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各项法令为政治思想武器，在北京应由全国委员会常委，在城市应由当地协商委员会等机关负责组成总的领导机关来主持。在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亦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委员会，应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的去做。必要时可建立党组来加强领导。但在党内和青年团内，政治上、思想上仍应以党纲党章或团章为标准，并由党委或团委来领导。

二、因为目前工作极为繁忙，同时在若干地区和若干部门中，又缺乏强有力的老的骨干，因此，除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外，一般的尚不应采用普遍审查的方法对所有工作人员都逐个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应该首先采取整风方式，即从学习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和由首长作报告开始，经过思想酝酿，然后号召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向国家（或党）交清自己的历史，坦白出隐藏的问题，并检举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嫌疑分子、或别人隐藏的问题。在首长报告时，应对所有人员说明：过去对历史有隐瞒和夸大者，应声明改正；没有说清楚者，应补说清楚；与反动组织有关系、进行过反革命活动者，应自己坦白出来；有反动违法物件者，应自动交出来。如此，有罪者可以减罪，罪轻者可以免罪，无罪者可以卸掉包袱，并可进一步取得人民和国家的信任。如果不说老实话，有问题不坦白，将来在任何时候被发现，均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如果知道别人有反革命行动或有反革命嫌疑，而不向国家机关适当的人报告，并加以隐瞒，亦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经验证明，这样做了以后，有问题或隐瞒历史的人，即可大批自动坦白或被别人报告出来，因而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并把很多人的政治面貌弄清楚。

对于已经坦白的人，领导机关应该及时地按其问题的是非轻重和坦白的忠诚程度，分别作出适当的结论。使已经彻底坦白的人安心工作，以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并使领导骨干和审干中的积极分子能够集中力量，继续审查问题严重或坦白不彻底的分子。

三、采用上述方法，有问题的人，可以坦白一大批，但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或有严重罪恶的反动分子，除在被迫情况下避重就轻地“假坦白”以外，一般是不会坦白的。因此，对于证据确凿但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有血债的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和恶霸地主，应该加以逮捕审判（逮捕时应向所在单位的群众宣布理由），对于反革命的嫌疑分子或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分子，应从要害部门、机要部门坚决地调开，集中训练、审查，或调往非要害部门工作，由主管部门继续加以侦查。对于历史不清楚的人，应进行调查，以便弄清他们的历史。

四、我们的政府是各个革命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联合的政府，同时又有大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和党员只占较少数。因此，在进行清查时，必须切实注意经过思想酝酿，以老的和其他一切可靠的干部为骨干，依靠多数组成队伍，一方面要号召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中间一切有问题的人，老实坦白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防止把这种运动简单地变为“老干部整新干部”，“党员整非党员”，“工农干部整新旧知识分子”，或“专整留用人员”的运动，致使党员或老干部陷于孤立。同时，为了防止逼供信的偏向发生，并使有问题的人容易坦白起见，除典型的报告外，一般地不应采用大会坦白方式，应尽量采用小会坦白，书面坦白，或向主管部门、向直接领导的首长坦白的方式。除开对于那些已有确实材料拒不坦白的分子，在审查时可加以追问外，对于其他一切人的坦白，均应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经验已反复证明逼供信的结果，总是使问题越弄越乱，必须坚决反对。

五、现在流行的有“被斗户”“被镇压户”“党团分子”“留用人员”“流散军人”“会道门分子”等口头语，这些口头语，用在整顿队伍清理机关工作人员中，是不妥当的和有害的。我们在清查中间，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应根据他本人的政治态度、思想状况、工作表现和具体的经历来处理他的问题，他们的家庭状况和过去的出身，只可以作一种附带的联系的观察，而不应笼统地根据他是不是“被斗户”等关系来处理他的问题。此外，在处理各项坦白问题时，必须采取严肃的和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粗枝大叶，尤其不可不分是非轻重的大批的洗刷新旧知识分子。

六、清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都是一种繁重细致的工作，都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同时，现在又是在极端忙碌的工作过程中来进行，因此，在运动开始后，各部门领导同志间必须有适当的分工，必须指定一定首长专门负责领导，根据各地初步的经验，一个单位从学习文件、听报告到坦白完毕，约须4、5个星期的时间，最紧张的时期是2、3个星期以后。那时，即不得不停止若干工作（如停止半天工作，或轮流停止工作2、3天等）。但不可拖得时间太长，以免影响工作太大，及发生逼追或僵持的现象。关于审查与工作时间的配备，可由各机关首长按照具体情况决定。

七、全国各地除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作一次初步的清理外，并应对于首脑机关、要害部门进行重点清查，取得经验，以便在今年冬季进一步地加以清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东北军区委员会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组织力量加强审讯工作，从审讯中证实已有材料，发现新的材料，弄清具体罪恶事实，然后按其问题轻重拟出名单、意见，实行分别处理。但严禁刑讯逼供。（二）对已有材料但尚不够逮捕条件的反革命分子及复杂分子，应继续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如经查对证实，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调离重要部门，留部队继续审查，由军区集中劳动管训继续审查，或予以清洗的办法处理。（三）部队应进行一次有重点、有步骤、有对象的审查工作，把混入部队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面目不清者弄清，以纯洁内部。

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大军区：

兹将东北军区5月18日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发给你们参考。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毛泽东 5月21日

5月21日这一天，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第6轮谈判，顺利地通过了曾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

5月22日上午，毛泽东将来自湖南的客人文涧泉、文运昌一行接到了家里。

文涧泉、文运昌和王淑兰是在5月17日持毛泽东的邀请电到了长沙，当晚下榻在省委交际处。5月18日，文家兄弟等在长沙休息1天。5月19日，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文家兄弟和王淑兰，还有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在长沙工作的陈国生，乘开往武昌的特快软卧列车，经汉口直达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在惠中饭店住下。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开车去惠中饭店，把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和陈国生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会晤。毛泽东把夫人江青叫出来作陪，向客人作了介绍。众人寒暄已毕，毛泽东问道：

“十七哥怎么没有到北京来？”

在毛泽东的5个表兄中，十哥文泮香已于1949年作古，此时仅存4人：十一哥文涧泉、十六哥文运昌、十七哥文梅清，二十哥文南松。文运昌非常直率地说：

“这一次你又没有邀请他来，他怎么好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

“那么我再派人去接他来，他总会来吧？”

“会来，会来。”

文氏兄弟连声说。毛泽东又亲切地问：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

文运昌回答说：

“前天到的。”

“住在哪里？”

“住在惠中饭店。”

“北京怎样？习惯吗？”

“习惯，这里风景很美，空气很新鲜。”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就是1950年4月那封信么？收到了。”

“我没见你回信，所以，又给二十哥写信，特意提到你。”

毛泽东所说的给二十哥的信，就是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儿子、他外婆家最小的表哥文南松的复信。文运昌见表弟再一次提起此事，便说：

“我怕打扰主席的工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

“原来如此。”毛泽东朗声笑了，他接着说：“十六哥要求推荐工作的事，我没有办到，还请你多多包涵呐！”

文运昌摇摇头，说：

“主席工作繁忙，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工作问题已经托人解决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解放以来，找我解决问题的亲朋好友很多。解决了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干脆都不干预。不过，就是家里有困难的，我都给予一些帮助。我是国家主席，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不能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你也不能例外。”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文运昌顺口说了一句。毛泽东转身问陈国生：

“带了什么东西来？”

陈国生闻言一惊，自己来京时走得匆忙，忘记带礼物了。毛泽东一问，她有些窘迫，很歉意地说：

“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

“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想起毛泽东向来要求来京的亲友不带任何礼物，只要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件家乡的书信，以便了解乡下的情况，她就连忙说：

“我们带了一些情况。准备向您汇报。”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先莫慌，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和江青与客人共进午餐。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她：

“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说：

“高小毕业。”

江青说：

“我也是高小毕业。”

陈国生兴奋地说：

“我在茶厂的抗美援朝动员会上登台发了言，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对毛泽东说：

“她参加了动员会，还做了控诉报告哩！”

毛泽东点点头，他的注意力一直是关注着两位表兄吃饭。午饭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还不习惯城镇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有些不悦，埋怨江青说：

“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他们不吃的搞这么多。”

江青连忙说：

“没有菜，两位表哥多喝杯酒吧。”

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倒酒，一边故意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

“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

“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这是你们在乡里吃不到的哟！”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说：

“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等人询问了地方工作，又询问了外婆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还说：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待我很好。舅舅教我读书识字，舅母在油灯下纺棉花，我就在旁边听外婆和其他长辈讲故事，就在油灯下看小人书。可惜现在他们不在了。”

“难得主席一片孝心！有您这样的外甥，我们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欣慰不已了。”

文运昌毕竟读过不少书，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毛泽东又说：

“十一哥，十六哥，你们过去为我受过牵累，吃过不少苦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人老了，身体差了，应该享受享受。”

他转对陈国生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过些好日子。”

陈国生忽然想起为舅母毛泽建修墓的事，就说：

“泽建舅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只有一块石碑。我们想把墓修一下。您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说一声？最好请政府拨一笔钱。”

毛泽东想了想，婉转地说：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同志。现在刚刚解放，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修墓呀？况且全国有那么多烈士！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为他们修墓，我都不让修呢！”

陈国生听毛泽东如此说，便不作声了。毛泽东问起堂弟毛泽峻的情况，文运昌说：

“毛五阿公住在林场，婆婆老倌相依为命，没有钱，生活困难，饭都吃不饱。”

毛泽东说：

“我听泽连说过，毛五阿公想带一个礼，可是他没钱。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寄点钱去。你们回去后，也代我问问他好。”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泽东休息，客人们就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外。

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陈国生回到惠中饭店，毛泽东又派人给他们送去一筐蜜橘、鸭梨、红枣等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