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毛泽东决定将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第3兵团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
4月9日，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电毛泽东，电文内容是：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即续4月2日致毛泽东电——笔者注）：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兵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和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加利用。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2-3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5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4月份来莫斯科。第167号密码电报。结束。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党委转各省军区和军党委：
在这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从铁路、航运、邮政、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并从很多地区，暴露出为数甚多的国家机关内部人员包庇或勾结奸商、毒贩、流氓、甚或反革命分子贩运毒品、金银、私货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若干部队工作人员中亦有发现。这些罪恶活动给予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惊人的。这是旧的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污毒，全国解放以后在很多地区虽曾有所减少，但就总的情况看来，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为了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地彻底地扫除，是十分需要的。为此，特做如下各项指示：
一、首先集中解决贩毒问题。贩卖毒品、贩卖金银、走私三者虽互相牵涉，又往往同时暴露，但以毒品流行对于国家的损失最大，对于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应集中解决贩运毒品问题，如果同案牵涉到贩卖金银、走私问题时可并案处理。对于与毒品无关的贩卖金银、走私案件，可按政府已公布的法令处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毒犯，应以反革命论处。
二、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现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因此，目前正在进行“三反”、“五反”的地区，应对此问题引起重视立即指定专人着手整理和研究现有材料，继续发现内外线索，遇有重大案件，组织专案侦察，适时破案，首先做到掌握全盘情况。然后在“三反”、“五反”运动末期，腾出手来，有重点地在机关和社会上运用现有的“三反”、“五反”的队伍开展一次肃清毒品流行的运动。“三反”、“五反”即将结束的地区，机关和社会即可同时开始，或先从机关开始，或先从社会上开始，均应注意密切配合，以收内外夹击之效。目前对“三反”、“五反”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除情节特别严重，不得不立即逮捕者外，一般可暂不逮捕，已经逮捕起来的毒犯，也暂不结案，待反毒运动发动后，集中处理，以壮大声势。
三、铁路、交通是毒贩借以偷运毒品的线路；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是毒贩巴结收买内部人员求得包庇掩护的主要对象；边防、海关是毒品出入国境的要隘。所以这次运动应以铁道、公路、海运、河运、邮政、海关、公安（包括边防）、司法、税务等部门做为重点，在各级人民政府集中领导下，认真进行，务将一切毒犯肃清。至于地区，一般应以大中城市、边防口岸以及过去烟毒盛行的地区为重点，即以毒品之主要产地，毒品的集散枢纽和出入国境的“关口”，为展开运动的重点地区。至于哪些另外地区应作为重点，由各中央局自行选定。
四、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对于单纯吸食毒品者，不应作为这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因为吸食毒品的人，数量很大，不可能在这次运动中完全戒绝，也不应该把他们同制毒、贩毒犯同等看待。而且只要能够做到根绝制毒、贩毒的现象，则吸毒的现象，将会逐渐消灭。
五、关于种毒问题，目前主要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在今后工作中逐步解决。内地的种毒问题，必须检查禁止，在这次反毒运动中，如不能同时解决，则可在运动结束后，另行处理。
中央 1952年4月15日
4月20日，一封宽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写着：湘潭第4区云源乡杨林 毛泽荣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连和李轲从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曾托他们捎去对堂弟毛泽荣一家的问候和礼品。此后，毛泽荣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毛泽东就此事给堂弟写了这封信。毛泽荣接到信后，打开信封，几行灵动有力的毛笔字映入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已收到。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顺祝
健康！
毛泽东 1952年4月20日
毛泽荣看罢信十分不悦。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月22日，毛泽东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1、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1952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够装备15个航空兵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今年年底前，现有8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26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15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4个团的米格-9飞机外，还有8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3个飞行员分配）。
2、在我军航空兵现有19个米格-15歼击机团中，有15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个歼击机团共缺少154架米格-15飞机（按每团31架飞机的编制计算）。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4月9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15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1952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100架米格-15飞机。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3、1952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4月22日
4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因北太平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辞职，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职务；由美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示”，他写道：
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请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华东局4月17日来电所提各项意见，中央认为基本是正确的，但须做如下的补充：
一、对现在已参加了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如果他是带雇工入组入社的，则应坚决向农民解释清楚，经过组员社员多数通过，把他清洗出组出社。如果他原系土改前的旧富农或土改后的新富农，现在并未带雇工入组入社，而是利用互助组内工资订得低，利用农业合作社内土地、耕畜、农具的报酬高，以剥削别人劳动者，则可按来电第二项办法处理，使之不能在组内社内进行剥削。但如果农民愿意利用他的耕畜和农具，则不必一定要逼使他出组出社；并应根据4月9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的陕西省委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从政治上组织上对他们加以控制，防止他们进行破坏。
二、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互助组、合作社内耕畜的工价和农具的使用报酬压得太低，否则对于奖励发展耕畜和购置农具是不利的，对于目前尚缺乏耕畜和较大的农具的多数新翻身农民也是不利的。有些农民不愿将富农清洗出组出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要利用他们的耕畜和农具。
三、对于富农与富农自行组织的所谓“互助组”，应明确指出它是富农的合股组织，并不是互助组。因为互助组是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本自愿互利的原则，集体劳动，互助合作；而富农与富农之间的合股组织，是富农联合起来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与雇农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根本不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与互助组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虽然不要以法律禁止富农为了生产而相互联合起来，但应不准富农盗用互助组的名义，以免在农民中和农村干部中引起思想混乱。
以上各点，连同华东局来电一并发各地参考，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4月29日
4月30日，班禅额尔德尼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已于4月28日顺利到达拉萨……在当天下午和达赖喇嘛会晤于布达拉宫，对祖国的伟大成就及我们今后的团结，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工作的问题，彼此做了友谊交谈，从而使我坚信今后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军区的积极帮助下，与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把西藏建设成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电奉闻。谨祝
身体健康！
班禅额尔德尼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
一、北京各高等学校在“三反”运动中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收效很大。各地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在中央3月13日指示后，也陆续开始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这个运动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个运动的目标是：1、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2、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3、肃清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树立爱护公共财物、廉洁节约的新风气。4、具体了解高等学校教师的政治情况与人事情况，以打好在学校中进行清理“中层”工作和进行教育改革的基础。
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至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5%至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各地可参考北京、上海经验，掌握适当比例，防止“左”或右的偏向。
二、具有严重政治问题或思想十分反动不能过关的教师，人数既甚少（根据北京、上海情形约2%左右），情况又各人不同，对他们的处理办法，应视各人具体情况、社会地位、检讨程度、业务能力等等条件，分别考虑决定，有些人并可留待清理“中层”时处理，但这些人除一部分可以仍留校教书外，决不能让其继续担任校内各种行政领导职务（关于北京各大学处理此类教师的经验另行通报你们以供参考）。属于此类教师的处理应经中央局批准，其中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及全国著名之教授的处理，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完毕以后，各地可以选择很少数的重点学校，集中干部力量，接着即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已经这样做了，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转入清理“中层”工作是很自然的，而且可以迅速收效。学校清理“中层”工作的方针，除照去年11月30日《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执行外，并须注意下列各点：1、必须有充分准备（包括干部、材料、计划、步骤等），集中力量搞完一两所学校以后，再抽出力量转入其他学校。2、除依靠学校党团和群众力量外，当地党委必须选派一些得力干部，并密切配合公安部门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学校中去实际领导这一工作。工作组并可吸收其他高等学校（尚未进行清理工作的学校）的少数党员干部参加，以便他们取得经验，回到本校去进行清理“中层”工作。3、交代历史应先从党、团员开始，动员党团员带头，树立模范然后推及党外。4、每个学校清理工作时间不要太长，以3个星期左右为宜。为了集中全校力量，进行清理工作，在必要时，并经过当地教育部（厅）批准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时间不宜太长。在进行工作中应首先将大多数无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迅速解放，以便集中力量来处理较少数问题复杂的人。对于学校中有政治问题的人，除了极少数有血债或严重的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种人不是每校都有的）以外，其余都不必逮捕，而尽量采取改造和教育的办法来处理，这样更为有利。5、进行清理“中层”的工作必须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这是保证清理工作不发生偏向的主要关键。另外，又要保证清理工作的严肃性，认真负责地把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尽可能审查清楚，不能潦草从事。做好学校清理“中层”的工作，除开正确的领导外，一方面要依靠校内群众的发动，一方面要依靠公安机关的配合和协助，二者不可缺一。6、对于校长教授等处理的批准权与第二项规定同。清理学校“中层”工作是改革高等学校的重要关键，必须认真做好这件工作。
四、估计经过“三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以后，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实际支配地位被打倒了，对教师学生的政治情况我们获得充分的了解了，学校中党的威信大大的提高了，教师学生的政治觉悟也大大的提高了，就需要进一步考虑在高等学校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以便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巩固和扩大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阵地，并在这样基础上来贯彻高等教育的改革。因此希望你们在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的过程中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清理“中层”工作中，加强学校中执行这个工作的机构（一般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充实它的干部，准备在清理工作完毕以后，选择少数几所条件较好的学校，首先将这种办公室转变为属于学校行政系统之内的经常性的政治工作机构，这种机构的名称，可以为“政治辅导员办公室”，将来可以发展为“政治辅导处”。它的任务是管理全校的政治工作，包括领导思想学习，掌握教师学生政治情况，历史材料，主持毕业学生政治鉴定，领导全校教职员工社会活动等等。这种政治工作制度目前尚无经验，须从工作中去逐步创造。首先是重点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北京燕京大学准备首先试行。希望通过这种机构逐渐培养出一批得力的学校行政干部。
第二，在清理“中层”工作完毕以后，应该在教师中开始建立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一时尚不能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学校中，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结束以后，亦须布置一定的思想学习，这些工作必须有计划和准备。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请你们研究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今年暑假前，希望在全国各主要大学中大体上完成清理“中层”工作，其中极少数学校，并可试行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其他学校的清理“中层”工作可在暑假中进行。一部分条件较差的学校亦可推迟到下学期或寒假中去进行。
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望详细研究，并将意见和进行的步骤计划报告中央。
中央 1952年5月2日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毛泽东邀请丁玲到中南海吃午饭，饭后又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毛泽东问起丁玲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便不假思索地讲了一通。
后来，丁玲的好友杨桂欣在1993年《炎黄春秋》第7期上发表了《“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文中转述了丁玲关于那次和毛泽东一起吃午饭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回忆。丁玲是这样说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
‘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
我说：
‘这怎么可以呢？’
江青便拉下脸来：
‘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
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
‘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
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
‘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
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都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5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及其他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
一、谭震林同志5月5日报告一件，杭州市委5月6日报告一件，上海市委财委5月6日报告一件，现均转发你们。中央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望各地对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二、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10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1951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4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1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360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三、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月或10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
四、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
五、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
六、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七、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八、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请即电告为盼。
中央 5月9日
5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转发一个报告的批语（参看《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写道：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的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欲知“三反”、“五反”运动如何结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3月28日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他在争取“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解决“种植橡胶树问题”之时，而不忘维护民族和国家的主权，婉言谢绝了苏方关于“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的提议，巧妙地提出以中方“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厉害吧，实在是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