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十分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该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他说：

“要使长江上所有私营航运公司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毛泽东还找中南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了解长江水灾成因、治理利用办法。林一山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设在2楼的主席卧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你过去见过我吧？”

林一山说：

“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后，193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主席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我还问过很多问题。”

毛泽东说：

“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

他指着林一山的手问：

“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林一山说：

“是的，是‘七七事变’后跟日本人作战时受伤的。”

毛泽东又问：

“你打过几次仗？”

林一山心里算了一下，说：

“较大的战斗不超过10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可能有一二十次。”

毛泽东说：

“好！打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他指着林一山带来的《申报》地图问：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毛泽东说：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时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他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在地图上慢慢移动，对林一山说：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立刻想起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只见毛泽东把铅笔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了白龙江，然后又指向略阳一带地区，指向西汉水，问道：

“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说：

“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后来过了很久，林一山在一次汇报中曾对毛泽东说：“根据查勘资料证实，把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也是可行的。我过去仅仅从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不能引水的看法是片面的。”

此时的毛泽东见林一山说不能引白龙江和西汉水，手中的铅笔突然飞越巴山蜀水，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地区，指向湖北均县附近，突然下笔画了一个圆圈，问道：

“引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

“有可能。”

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上的三千里汉江，问：

“为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

“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的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问：

“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林一山说还没有。毛泽东说：

“你立即部署勘察，一有数据，就写信给我。”

正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南水北调有前因。不是毛公早谋划，何能汲水济京津。

这林一山见毛泽东叫他立即部署，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

服务员端上来两菜一汤，除了辣味以外，没有什么鲜味和香味，可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愉快地说：

“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地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

2月19日下午4点左右，军舰到达湖北黄石港。毛泽东在李先念等陪同下上了岸，与黄石市委副书记高芸生一起转乘汽车，沿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溯源而上，驱车前往黄石大冶钢铁厂。

李先念陪着毛泽东坐在后排，汪东兴坐在司机周西林的旁边，叶子龙和王鹤滨坐在后排座前面可以折叠的靠背软椅上。车到黄石市大冶钢铁厂时，太阳已经隐没在山后了。毛泽东在招待所里稍事休息就要去厂区，大家都说天已经黑了，他却说：

“天黑了，我也要把大冶钢厂炼钢过程从头看到尾。”

毛泽东站在钢铁厂扩建、改建的施工现场，非常关注地听着总工程师的汇报。总工程师说：

“我们已经在黄石市附近发现了新的铁矿资源，储量丰富，品位也高，给钢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这个巧媳妇，这下可以做有米之炊了。”

来到高炉车间，毛泽东见工人们都穿着防辐射热的石棉衣裤、围裙，戴着防护帽子和手套，脖子上搭着一条擦汗的长毛巾。他们有的双手持着长长的钢钎，捅向炉门；有的把额上戴着的墨镜遮在眼前，察看熔融的钢水。他像在阅兵式上一样，把右手扬起，向工人们打着手势。来到一个适中的位置，这里能观察到高炉车间的全貌，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工人们的劳动。

高炉车间里的温度很高，辐射热很强，就像一座巨大的红外线烤箱。从高炉中喷射出来的烟尘和带着硫磺味道的气体，使人觉得呼吸不畅，可是，工人们没有一个戴口罩的。王鹤滨事先准备了不少口罩，足够他们一行人用的。他把口罩从手提箱里拿了出来，首先向毛泽东递过去，毛泽东立即用严厉的目光向他扫了一眼，右手手心向下，果断有力地水平地摆动了一下。王鹤滨将伸出去的右手立即缩了回去，迅速地将口罩装进了衣袋里。他知道毛泽东是决不让一个口罩将他与工人们隔离开的。

王鹤滨想起了一个曾经让他困惑很久的问题，那是他跟随毛泽东一起去医院看望病号，毛泽东问他：

“你们医生看病人时，戴着大口罩，是为了保护病人？还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我看是怕病人把疾病传染给你们，对吧？不然，为什么住在病房里的病人，不都给戴上口罩哩？”

王鹤滨想了很久：医生戴口罩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到的是医生的服务对象。是啊！如果说口罩没有防病作用，为什么要戴它呢？如果口罩有防病作用，那么为什么不给医院里的所有病人都戴上口罩呢？自己反复思来想去，却始终无法反驳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在高炉车间站了很久，他看着工人们不时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转身对工厂的领导说：

“要关心工人群众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厂长马上说：

“主席，我们在这方面都有措施。”

他指着旁边一个白色搪瓷桶，说：

“这是为工人同志们准备的清凉饮料，盐汽水，是工厂特意为工人配制的。工人反映很好，可以随便饮用。”

那位厂长走到保温桶旁，用消过毒的白搪瓷茶缸，接了半缸盐汽水，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含笑说：

“主席，你尝尝。”

毛泽东客气地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用舌尖轻轻地舔了一下左右嘴角，品了品味道，说：

“很好！”

随行人员也都跟着尝了几口，都说感觉不错。毛泽东就要离开了，高芸生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

毛泽东走出车间，路灯已经亮了，他在工人宿舍楼前仰视着发光的窗口看了一会儿，大概是想去造访工人家庭，只是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不便去打搅了。

返回到“长江”号军舰上，毛泽东就休息在军舰政委的办公室里，睡的是自带的行李和木板床。

2月19日晚，“长江”号军舰驶抵九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到舰上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说：

“尚奎，延安一别，有7个多年头了。你们几个回江西工作，已经习惯了吧？”

他点燃一支烟，问起了刘俊秀等人的情况。原来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央把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等几个江西籍干部调回江西工作。1952年11月，中央决定调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范式人去中央部门工作，由副书记杨尚奎接替陈正人的工作。毛泽东又说：

“陈正人和范式人去了北京，你们的担子更重了。”

杨尚奎说：

“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把江西的工作做得更好。”

接下来，毛泽东听取杨尚奎、史梓铭的汇报，有时还会提一些问题。他在听了汇报后说：

“这几年，江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土改运动发展迅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三反’运动摸索了不少好的经验，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已经是晚上12点了，毛泽东依然是兴致盎然，杨尚奎为了让他早点休息，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明天再谈。”

杨尚奎报告说，明天江西省委要召开常委会，我要赶回去，委托史梓铭陪同主席在九江的活动。主席对江西工作的要求，可由史梓铭同志向省委传达。毛泽东同意杨尚奎的安排。杨尚奎立即乘车返回了南昌。

2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和武擎天陪同下视察九江市容。他们3人身材都很高大，走在一起更显魁梧。罗瑞卿多次劝毛泽东上车，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他们沿着滨江路边走边看边议论，有人认出了毛泽东，行至中心大街的尽头，迎面拥来了潮水般的群众。罗瑞卿拉着毛泽东就向左转，拐进了一个小胡同，上了尾随而来的小车，迅即离开。他们乘车继续在九江市区游览，不一会儿到了甘棠湖。毛泽东下了车，登上了湖旁的一座小山，向南仰望庐山。史梓铭在一旁向他介绍着庐山的风景。毛泽东注视着云雾缭绕的群峰，感慨地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经把庐山作为‘围剿’红军的大本营，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只隔了十几年，庐山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成了人民的天下，这不能不是对他莫大的嘲弄。”

他问史梓铭：

“现在上庐山的交通条件如何，是不是还要靠人抬轿子上去？”

史梓铭回答说：

“从九江到庐山的公路，正在修建，今年可望通车。”

毛泽东说：

“那就好。这样，有更多的人民群众可以上庐山游览、避暑，也给今后外国游人提供了方便。你们办了一件好事。”

下午4点多，毛泽东换乘“洛阳”号军舰缓缓离开九江港。

原来，在离开九江前，“洛阳”号护航舰上的士兵们提意见说，希望主席不要光在“长江”舰上，也能到我们“洛阳”舰上来看一看。毛泽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便上了“洛阳”号护航舰。服务人员把他的床板也扛到了“洛阳”舰上。一路上，毛泽东继续和史梓铭交谈，他问史梓铭：

“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规模地开展，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如果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工业建设，对地方工作是否会有影响？”

史梓铭回答说：

“虽然有些影响，但不会很大。”

“为什么呢？”

“3年多来，各地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不少干部，即使抽走一批干部，也可以马上补充上去。”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围坐在周围的杨尚昆、罗瑞卿、史梓铭等人，强调说：

“今年是我国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取得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同时，还要下决心抽调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从而有助于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

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为了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要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一个转变。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包括抽调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现在，我们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必须坚决地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安排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工业建设的骨干。我们号称世界大国，可是，却只能造桌子椅子、造茶碗茶壶、只能种粮食、碾大米、磨面粉，却不能造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这样下去，非挨打不可。所以，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下决心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又向史梓铭了解农村春耕、备耕的情况，问道：

“农民分到了土地，春耕准备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

听了史梓铭的回答，他说：

“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都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免去了向地主交纳苛重地租，必然会激发生产热情。因此，我们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多打粮食。只有把农业搞好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牢固的基础。所以，你们统筹考虑，帮助困难户搞好备耕，这做法要坚持下去。

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这一切，都体现了共产党的宗旨，也成为广大农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因素。”

史梓铭说：

“主席，农民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问：

“什么问题？”

史梓铭说：

“农民分到了土地，发了地契，理应交地契费。可是，眼下农村正值春荒，所以，农民要求秋收割了稻子再交。”

毛泽东思忖片刻，很干脆地回答：

“农民的要求不过分，可以在秋收后再向政府补交地契费。小史，你可以把这个意见转告江西省委。”

晚上9点多，军舰在安庆江面停泊。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傅大章：

“一天工作多少时间？”

傅大章回答说：

“工作十几个小时。”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做一个地委书记，没有十几个小时，工作是干不完的。今天晚上不谈了，明天再找你谈。”

他问傅大章家中还有什么人？明天能不能跟他一道走？有什么困难？工作能不能离得开？傅大章说没问题。毛泽东笑着说：

“好！”

欲知毛泽东要去向何方？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2月19日同李先念、王任重谈话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由此，笔者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那句话（意思是，那时候的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国家，即统治机器。）。熟读《共产党宣言》200多遍的毛泽东肯定思考过这句话。这就给后人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深远的问题：如果你的祖国倒退了、变坏了，变成了一个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的社会，你该如何表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