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前夕，朝鲜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赠送给毛泽东24箱苹果，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被太阳晒出来的字：“毛主席万岁”。这上面的字是擦不掉的，能吃掉“毛主席万岁”吗？工作人员面对苹果犯了愁。李银桥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1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分给警卫部队全部吃掉了。

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建国5周年庆典。

上午9点50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金日成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波兰、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毛泽东快步走到张澜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在阅兵式开始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阅兵总指挥杨成武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而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接着，受阅部队的分列式开始了。这次受阅的部队是从全军60个单位抽调编成的，共10384人。徒步方队由200人编成，横排面20人，共10个排面。骑兵受阅部队来自内蒙古草原，功臣模范占50%，他们共编成6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坦克、火炮每方队横排面4台车（炮），共4个排面，三轮摩托车横排面6辆，共27个排面。受阅航空兵由111架作战飞机编成，由3机按三角形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高度为600米，航速每小时为400～650公里，这对中国年轻的飞行部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整个阅兵历时63分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团成员黎锦熙，他问道：

“六先生还好吗？”

毛泽东所说的“六先生”是黎锦熙的六弟黎锦明，字艮甫，号均亮，生于1905年，从小酷爱文学，1925年考入北师大。黎锦明先后创作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1部，剧本5部。他的小说《尘影》曾经受到鲁迅的称赞，鲁迅说：黎锦明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我看过六先生的中篇小说《尘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写的。他以海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黎锦熙静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接着说：

“难能可贵的是，六先生在小说中显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真是一针见血。”

是日晚，赫鲁晓夫在焰火晚会上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毛泽东则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焰火。两人的兴致不一样，却是同样愉快，脸上堆满了笑容。

周恩来忽然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却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俩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

江青在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曾到苏联治病养病，在苏联的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发现了不少问题。同时，她对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的问题也有察觉。这些都成为毛泽东研究苏联的重要信息。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假若你们目前要搞核武器，那把你们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起来用在这个方面，够不够还很难说呢！这东西你们要搞既费钱，又费力，搞成之后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储存起来也要钱，更新改造也要钱。你们另搞一摊子太浪费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的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

赫鲁晓夫的“核保护伞”论，毫无疑问又一次刺痛着毛泽东。但毛泽东觉得他的分析也并非是毫无道理，况且他又做出了承诺，便说道：

“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10月初，毛泽东翻看《文艺报》第18期上为转载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而由《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根据周扬等人的意思所加的一个编者按，大为不满。只见按语中写道：

“这篇文章原来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9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边看边批，他在“他们试着”4字旁边批了两句话：

“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他又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边批道：

“对两青年的缺点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他还在“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和“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旁画了两道线，打了问号，批了两句话：

“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先是周扬等人公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继之是冯雪峰又在按语中连俞平伯的错误一个字都不提，反而指责“小人物”，这就惹恼了毛泽东。由此，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10月8日，毛泽东让叶子龙将表兄文运昌写给他的一封信转交给王季范看，王季范展开此信，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老三表弟主席大鉴：

湖南燕北，凭书传衷。遥想起居佳胜，为贺且祝。报载，表弟二次当选，足见功德在民，群情爱戴。除专制建共和，七亿友好；按程序而事建设，中华光辉。谊属中表弟兄，尤欢欣起舞的奉告内各弟孙们，眉开眼笑地高歌鼓掌庆贺。本拟出游汉皋，重上都门，瞻仰新规模的建筑事业，以饱眼福，恰与我三姐和王九弟共话家常，时机似是难得，今日的我，以酒养性。学习了宪法草案，破衣洗补，行色拟飞黄河。因大水所困，是未果。小阳节后，当束装上京畅谈，平生愿满，便以所见的地区人们生产救灾各情作介，并祈指示机宜，直赴台湾，扫除残敌，投笔从戎，有赵云雄风宛在，请缨系虏，终军之大志可到，兄虽年已七十，亦间忘其老也，先此布达。并问江青夫人懿康。

表兄  文运昌

王季范看罢此信，记起自己也收到了表兄9月20日的来信，表兄在信中似有怨艾，尚未作复。此时，他已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

10月9日，王季范提笔给表兄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昌表兄：

前日接你9月20日来信，知你极愿到武汉和北京一游，参观5年来之新建设，且倪志壮。昨日叶子龙同志送来你致主席手书一件，知你决于小阳时节来京欢叙，并想赴台杀敌立功，老来勇气，令人钦敬。中南海方面以你来京甚好。古衡老人，不堪作战，笔谈舌战则可。嘱我以此意代为转达。昨晚，章淼洪来，说及北方冬季天寒地冻，树枯花谢，名胜冷落，绝少游人；南客初来，重哀不暖，不如待之明年中秋来京赏月，犹便参观最伟大热闹之国庆观礼。此话理充。述供参考。总之，你若来京，无论今冬明春，可住舍间，借叙情谊。专此布达。顺致

敬礼!

表弟 王季范

10月10日，王季范又嘱咐儿媳萧凤林给文运昌写一封信。萧凤林在信中写道：

运昌十六伯：

前日叶子龙处长来舍，送来你寄主席的信，家父立即函湘促驾，我家正扫榻迎接也。主席寄来手条，说欢迎你来京一游。不过，只限你一个人来京，住一个月，并指定住在我家。我家无好招待，你是否来住呢？主席寄家父的手条，你到京后，可以看到。家父说，现今火车非常便利，你起程时，须坐直达加快车，以免转车旷时；如行李多，须打行李票。列车照顾老人很周到。你有万里赴台杀敌立功的本领，单身独马，千里畅行，毫无问题，切不必结伴同行。因北京物价高过长沙几倍，粮油限内极度，木床价数十万元，我家无力担负。总之一句话，你一人来京。你来京时，一定要带棉袍、棉鞋、棉被，因为北方很冷，现在一般都着棉衣之故。

我有一双新皮鞋在长沙，敬请你至三角格萧八婆处，为我取出带来。麻烦之事，来京面谢。并请带长沙豆豉和好吃的麻菌、玉兰片。太贵则不必带。

敬仰旅安，并叩

十六伯母福安。凤良同志和凤始均此问好！

侄媳 凤林 敬上

这正是：三封来往信，忍俊不禁读。表亲诉衷肠，最是凤林书。

10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4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农村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其中，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0日才结束。

10月10日晚，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上刊载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毛泽东曾经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画有横线和圈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有50多处。如今再看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及《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自然有许多联想。只见编者按中写道：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开展。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在编者按旁用质问的口气一连批了3句话：

“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他还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些话旁边，批了一句话：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10月12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访问结束。

赫鲁晓夫是苏联方面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中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苏方把旅顺港和中苏4个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还有关于科技合作及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等一系列问题的协议。

苏联还答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帮助。毛泽东深表感谢。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还经常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边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谈论着各种事情，彼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各抒己见。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许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外，毛泽东在提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却说：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

他认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骗各种“花”都“开”，然后，将“有毒的花”消灭掉。

赫鲁晓夫回到国内后就对他的同事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在势力感到惊恐，提出要与西德重修旧好，“共御黄祸”。赫鲁晓夫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为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在信封上写了28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他写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毛泽东何以将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来，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在问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对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评价。《红楼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人们称之为“红学”。研究“红学”的学者先后有“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之分。“旧红学派”即为“索隐派”，他们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事件。“新红学派”也称“考证派”，他们则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就是“新红学派”中的著名学者。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他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过新文化社团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他是闻名文坛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人，1922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刘延陵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诗刊《诗》月刊。

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是《红楼梦》研究“考证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写成《红楼梦辨》一书，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后来为了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国家出版部门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做为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将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进行了删改、增订，并易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来俞平伯还应报刊的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扼要总结，写成《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在《新建设》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4号的“新书刊”栏目内，对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作了简要报道，并推荐说：“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诨名，叫作‘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正是由于《文艺报》这样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绝刊登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蓝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为白盾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不但不予刊载，还在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红楼梦研究》一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所提出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后来白盾的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1954年11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自然是在开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发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第24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他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就在10月16日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指江青——笔者注）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1954年10月16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以沉重的打击。

10月1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欲知毛泽东10月16日的信传达以后有何影响，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文化革命”一词，曾让一些人闻之丧胆，其实大可不必。笔者在本传第六卷第25章末已有小议。这一命题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在他文章里、谈话中时常出现。本章所述李希凡、蓝翎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无疑是“文化革命”的两朵小花，毛泽东闻之心喜，而周扬、冯雪峰及他们的一些上级“大人物”，还有《光明日报》的编者们，则“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因而要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一场思想教育运动了。由此，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那就是，他们这些“共产党员”，为什么与毛泽东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