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尼赫鲁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恩来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接着，他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第二天，他便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

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上作出批示。

报告中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24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60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这个报告上批示道：“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

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的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表示了决不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写罢，他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袁水拍打电话，向他询问情况。袁水拍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批发的。

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为毛泽东物色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了。新华社领导找林克谈话，林克毫无思想准备，他一方面感谢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领导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这一天，一辆小轿车载着林克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4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上镌刻着“静谷”二字，两边镌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

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3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3间北房是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他们不常来。耳房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间西房里，这里是两明一暗，家具只有1张办公桌，两把椅子，1个文件柜，1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这个院子有条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在1957年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

林克在见到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他谈话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还谈了他自己的工作体会，使林克感觉到毛泽东对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

10月下旬，粟裕应召来到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办公室，毛泽东问他：

“你到总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吧？”

粟裕回答说：

“逐渐适应了。在总部工作和在野战军大不相同，关系全局，压力很大。”

毛泽东说：

“人就是要不断地加压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不能压垮了。身体怎么样？好多了吧？”

粟裕说：

“好多了。感谢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苏联治病，基本解决了我的老毛病。”

毛泽东说：

“不过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收支平衡。经常透支，时间一长，身体就会吃不消的。这几年你在总参干得不错，能较好的看出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军委都采纳了，部队反映很好。”

粟裕说：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许多方面做得还不很好，缺点、问题不少。”

“很好，很好。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央和军委比较满意。”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这次找你来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一听感到很突然，连忙站起来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这副担子太重了！”

毛泽东要他坐下来，肯定地说：

“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能够把这副重担挑起来，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都这样认为。”

粟裕说：

“当总长和当副总长大不一样。副总长我当得还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全军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应该从他们中间挑选。”

毛泽东说：

“我考虑很久了，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我和军委支持你。”

粟裕见毛泽东这样说，就起身表态说：

“中央已经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泽东朝粟裕做了一个手势，待他坐定，又交代说：

“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中央会很好考虑选配副总参谋长。我赞成你刚才讲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任命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水利专家林一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林一山回答说：

“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你们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好，好！”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的连声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他问起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说：

“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泽东问：

“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

“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经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人到达广州，开始集中力量审阅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后来，周恩来乘飞机也来到了广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郭沫若在这个谈话中，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发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号召，他说：

这是“一场严重地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还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署名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文章中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

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打了个问号，批道：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中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道：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这些文字下面画了粗线，旁批道：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上转载的冯雪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边读边批。冯雪峰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的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

“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冯雪峰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

“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冯雪峰检讨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尽情游了一番，尔后坐在树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书林克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询问林克有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询问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林克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今年29岁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泽东听林克提到保定，就说：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伐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他淡淡一笑，接着说：

“曹锟用5000银元1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呐。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往事如烟，毛泽东一触及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一段与话题有关的历史故事。林克见毛泽东讲完了，就接着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举家在七七事变后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听完了林克的介绍，就说：

“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他又诚恳地对林克说：

“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林克从别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学习从哪儿入手，心中没底。于是，他就建议说：

“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

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人民中国》给毛泽东看。

自此以后，林克无论在哪里，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毛泽东学习的英语材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起床后，在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一点英语。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之外，从未中断。

11月25日，毛泽东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专列停在株洲车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等早早来到株洲车站，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在站台上踱步，遇见一位铁路局的年轻负责人，便问他多大年纪。年轻人回答说27岁。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年轻人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建设祖国的任务完成好。”

是日中午，毛泽东又乘专列到了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不久，乘汽车到程潜先生家去探望他，又观看了长沙市容。

晚7时，毛泽东离开长沙北上。

11月2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10月23日同尼赫鲁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朋友，对敌人，既不吹牛，也不示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在10月31日同水利专家林一山谈到三峡坝区的地质情况，当林一山说：“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由此可见他对地质学有关方面的材料已经进行了研究，这就是政治家的另一面！你还能说他只会打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