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典礼。
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军衔的命令。
授予10大将军衔的是：粟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赓 谭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 王树声 许光达
授予55人上将军衔，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王平 王震 王宏坤（海军） 王新亭 韦国清 乌兰夫 邓华 叶飞 甘泗淇 吕正操 朱良才 刘震（空军） 刘亚楼（空军） 许世友 苏振华 李达 李涛 李天佑 李志民 李克农 杨勇 杨至成 杨成武 杨得志 萧华 萧克 宋任穷 宋时轮 张宗逊 张爱萍 陈士榘 陈再道 陈伯钧 陈明仁 陈奇涵 陈锡联 周桓 周士第、周纯全 赵尔陆 洪学智 钟期光 贺炳炎 郭天民 唐亮 陶峙岳 阎红彦 黄永胜 谢富治 董其武 彭绍辉 韩先楚 傅钟 傅秋涛 赖传珠
（后来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上将人数上升至57人。）
授予177人中将军衔，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丁秋生 万毅 王诤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 王辉球 王紫峰 韦杰 文年生 方强 方正平 邓逸凡 孔从洲 孔石泉 孔庆德 甘渭汉 卢胜 田维扬 邝任农 皮定均 成钧 毕占云 匡裕民 朱明 朱辉照 向仲华 庄田 汤平 刘飞 刘忠 刘少文 刘西元 刘兴元 刘先胜 刘志坚 刘转连 刘金轩 刘昌毅 刘浩天 刘培善 刘道生 孙毅 孙继先 朵噶·彭措饶杰 杜平 杜义德 杨秀山 杨国夫 杨梅生 苏静 李耀 李天焕 李成芳 李寿轩 李作鹏 李雪三 萧向荣 萧望东 萧新槐 旷伏兆 吴先恩 吴克华 吴法宪 吴信泉 吴福善 吴瑞林 何德全 邱会作 邱创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张震 张藩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仁初 张令彬 张达志 张池明 张贤约 张国华 张经武 张南生 张祖谅 张翼翔 陈康 陈仁麒 陈正湘 陈庆先 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 林维先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毅 罗元发 罗舜初 周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汉 周志坚 周赤萍 周贯五 冼恒汉 郑维山 胡奇才 赵镕 赵启民 钟汉华 钟赤兵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姚喆 贺诚 秦基伟 袁子钦 袁升平 莫文骅 聂凤智 聂鹤亭 顿星云 晏福生 钱钧 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鹏 郭化若 唐天际 唐延杰 陶勇 黄火星 黄志勇 黄新廷 曹里怀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强 阎揆要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 韩伟 韩练成 韩振纪 彭林 彭明治 彭嘉庆 覃健 程世才 傅连暲 温玉成 曾绍山 曾泽生 曾国华 曾思玉 谢有法 赖毅 鲍先志 詹才芳 蔡顺礼 廖汉生 廖容标 谭甫仁 谭希林 谭冠三 谭家述 赛福鼎·艾则孜 滕海清
（其中有两人是后来授予的。）
授予800人为少将军衔，其中有：丁盛 马宁 王猛 王新 王六生 王良太 王砚泉 王蕴瑞 王耀南 尤太忠 邓岳 甘祖昌 叶运高 向守志 刘丰 刘镇 刘华清 刘振华 江腾蛟 李贞（女） 李觉 李真 李水清 李丙令 李德生 李耀文 萧全夫 吴忠 汪洋 汪东兴 张廷发 张树芝 张耀祠 陈坊仁 陈其通 钱信忠 郭林祥 傅崇碧 栗在山 康健民
（后来，少将中有2人晋升为中将，另授560名少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总共授少将以上将军衔1614人，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
周恩来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徐海东等在京将官。
徐海东主动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恩来说：
“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后来从11月开始到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贺龙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纪念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阅兵仪式。
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的军人，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换上了新的制式军装，分别佩戴了从元帅、将军到校、尉、列兵不同的军衔肩章。
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身穿大将军服、佩戴大将军衔的粟裕，亲切地说：
“我们的粟总长一身戎装，气度不凡。新中国成立6周年了，解放军应该改一改战争年代的土气了。”
粟裕笑笑说：
“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很不习惯！”
周恩来说：
“慢慢就习惯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啊！”
由于受浓云影响，受阅飞机延迟原定起飞时间，后与群众游行队伍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
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复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诗。
原来，周世钊在6月20日陪同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后，写出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和几首诗。后来，他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云：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毛泽东接到周世钊的来信和诗作后，因国事繁忙，一直未回复。直到10月4日这一天，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近佳！
毛泽东 1955年10月4日
毛泽东诗中的“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曾游岳麓山一带，作《沁园春·长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间隔30年。
10月4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388人列席了会议。
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
全会听取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全会对上述两项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发了言，还有167人作了书面发言。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会议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位地委书记，列席中央全会并讲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此前，华国锋曾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报告。这些来自故乡的报告，毛泽东读起来尤感亲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主要原因。
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一致拥护毛泽东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一致主张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朱德说：
“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
刘少奇也说：
“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3年至4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邓子恢在发言中作了检讨。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总结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关于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毛泽东说：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么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的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5年已经过了3年，再有12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15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4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4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地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地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3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1200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直有，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4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左”的倾向，他说：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3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刹车。或者叫停车。”“省、地、县都有刹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在谈领导工作方法时，说到了他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情况，他说：
“我用11天功夫，看了120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120几篇，然后我对这120几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毛泽东鉴于有些省委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他说：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修改意见。限10月25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关于思想斗争问题，毛泽东说：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肯定。”
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将来趋势”问题时，毛泽东说：
“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50年到75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正是：毛公前瞻发宏论，今人读来可惊心？
六十春秋铸铁证，“将来趋势”必成真！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1957年春以前，70 %到80％的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区实现合作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全会还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欲知七届六中全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实在是太深刻了，无论是他的结论，或是对未来的预见，都不能不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50年到75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这还不够神奇吗？但是，革命绝对不会就此终结，因为，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这掷地有声的宣言，不正是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