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

话说1957年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宏、市委书记陶有亮、市长张洪范，向他们了解徐州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陶有亮介绍了徐州的煤矿和利国铁矿的情况。毛泽东问：

“利国铁矿的矿石品位如何？”

陶有亮回答说：

“质量很好，可以直接炼钢。”

毛泽东又问：

“含硫量怎样？”

张洪范回答说：

“含硫量很高。”

毛泽东马上纠正说，应该是含硫量很低。他还说：

“徐州的煤和铁在江苏省地位很重要。你们要做好工作，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了煤炭、钢铁，其它工业就好发展了。”

谈到发展工业要合理布局，毛泽东说：

“徐州要发展重工业，也要发展轻工业，照顾市场，不要畸形发展。”

他问道：

“徐州离周围大城市有多远？”

陶有亮说：

“徐州离南京、济南、郑州3地都是700里左右。”

毛泽东强调说：

“你们要发展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样，城市就业问题也好解决了。”

谈到徐州的交通，毛泽东说：

“徐州除了是铁路交通枢纽外，还有运河、有湖。”

他问徐州北面是哪几个湖？陶有亮回答说：

“是微山湖、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

毛泽东还问到下四湖，即骆马湖、成子湖、洪泽湖和白马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胡宏向毛泽东汇报了新沂、宿迁两县之间的骆马湖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

“徐州也要相应地发展水路交通。”

这次谈话有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吃早饭，一个炒鸡蛋，一个炒肉片。

早饭后，毛泽东登上专机飞往南京，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桓。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

“你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彭城怀古》？”

林克说：

“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扉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元朝人萨都剌的《彭城怀古》一词的全文：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他放下笔，又说：

“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犹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10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

“请老师教English。”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稍事休息后，他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座谈会结束后，他细心地写下了一个《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注明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频频挥手。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经久不息。毛泽东落座后，江渭清走到台前，激情地说：

“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江渭清的话音一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摆摆手，习惯地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这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这龙蟠虎踞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

“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

“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谆谆告诫说：

“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份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辛弃疾这首词的典故。他说：

“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凤舞的书写，又是绘声绘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奋不已。

飞抵上海后，毛泽东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泳，算是放松。

下午5时，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向1000多名处以上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4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

“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3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

“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谷城、金岳霖、郑昕、贺麟、王方铭几位学者。

周谷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

“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

“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

“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晚上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时分到达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都在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