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

话说195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更注意得不够。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被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所利用。右派野心分子企图在教育、科学、文艺、卫生、技术、新闻等工作中夺取领导权，作为夺取全国领导权的第一步，因而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并把反动分子和不满我党的分子放在领导地位，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推翻党的领导的主张，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来同党的路线对抗。这些情况在最近的“大放大鸣”的过程中暴露得极为突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地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的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经过这次“大放大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大致分清了左、中、右，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吸收入党时，除了极个别的关系全国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外，一般按照普通党员入党手续办理，不须报请中央批准。他们入党以后，不要退出原来的民主党派，不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原为人民代表的，仍为人民代表），并且要保证他们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己的业务工作，而不是入党之后就荒疏了自己的业务。他们入党时，不必一个一个地登报，但可在征收告一段落的时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

你们接到这一通知以后，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并在半月内把你们的具体计划上报。

中央 1957年6月28日

是日晚9点，毛泽东派人把许志行接到的办公室里来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问他：

“这几天你玩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许志行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最后又告诉许志行说：

“过几天我要到外地走走。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毛泽东说：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

说罢，提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临走时，毛泽东要秘书拿出500元给他作路费，并说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收。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

一、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6月29日上午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见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

早在3月份，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批评赵超构办报要“软些”的方针，他提出办报的方针要“软中有硬”。赵超构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并不满意。

这一次，赵超构在早上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心想，自己犯有错误，再也不能做新闻工作了，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和他握手寒暄。赵超构说，他想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毫无责备之意，笑道：

“那你干什么呢？”

赵超构回答说：

“听从组织安排。”

“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 毛泽东说罢，又关心地问他：“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哪？”

赵超构回答说：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毛泽东的宽厚和理解，使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既亲切又严肃地对赵超构说，办报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还勉励他以后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赵超构主动谈起了他最近两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毛泽东说：

“我很喜欢杂文，也想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杂文家。可惜我现在无此选择的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因此，我想保护几个杂文家。”

在送别的时候，毛泽东叮嘱赵超构说：

“听说你平时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并不反对，但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在你有空的时候，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7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社论中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极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5日上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乘飞机到杭州来见毛泽东。同时到达杭州的还有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

是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讨论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通报问题）的情况。

晚上，刘少奇等人陪同毛泽东会见专程来中国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情况的米高扬。

原来在赫鲁晓夫掌权后，他在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推行一套新的政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强烈反对，认为赫鲁晓夫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特别会议，多数成员主张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坚持反对，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他的去留问题。6月22日，苏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中央全会于6月29日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反对苏共20大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走上了反党的派别斗争的道路。全会决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7月6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市委负责人要为毛泽东安排一场京剧演出，问他看什么剧目？毛泽东想了想，说：

“还是看《白蛇传》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一见毛泽东来了，纷纷立起身来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的领导席，在自己的座位前站定，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了下来。因为肚子太大，一坐下他就感觉到皮带勒得有些不好受，李银桥照例帮他松开了裤带，并为他点上了一支烟。

大幕拉开了，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演出。他入戏很快，一支烟还没有吸完就悄悄地掐灭了。他每每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要鼓掌，他一鼓掌，观众们也跟着他一起鼓掌。

随着老和尚法海的上场，毛泽东的脸色渐渐地沉了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随着剧情的深入，下唇时而轻轻地抽动一下，齿间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仙和白娘子生死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毛泽东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古老而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花开始在眼圈里聚集，瞬间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地顺着脸颊滚落。李银桥急忙轻轻地咳了两声，提醒他这是在演戏。可此刻的毛泽东，任何提醒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滴，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也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李银桥只得又轻咳了一声。没想到毛泽东竟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他还毫无顾忌地擦眼泪，擤鼻涕。看到这种情景，身边的卫士们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只盼着这场戏早些演完。就在老法海将要把白娘子压到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毛泽东的惊人之举再度发生了，他将大手重重地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了身，吼道：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这猝不及防的举动，顿时惊动了周围的观众。更要命的是，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了下来。亏得李银桥眼疾手快，纵身向前，抓住毛泽东的裤子，一把提了起来，双手颤抖着帮他系上了腰带。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剧情中。

演出结束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终于将毛泽东从戏中唤了回来，他鼓着掌，大踏步向舞台走去。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将两只手同时伸向嫉恶如仇的“青蛇”，尔后又和“白蛇”与“许仙”握了手，而对于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他却是始终不予理睬。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长篇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在讲话中说：

“3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0天了。这100天，时局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

“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51%的人，而是90%以上的人。在我国6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知识来源于群众。”

毛泽东最后说：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50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7月9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

“老朋友啦，谈先生！”

谈家桢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说了一些错话而感到很惭愧。毛泽东见他满脸汗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又风趣地说：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咱们可是老朋友喽！”

此时，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接见他。如今听到毛泽东如此幽默的话语，这才如释重负。此后，他被“内定右派”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鼓励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反右派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是年夏，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政协批判他，他不服气。

原来，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不料在数日后，政协一部分人猛烈地批判他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女儿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

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

“章士钊先生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

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章士钊十分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

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会议决定，今后一切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名，会议补选陈其尤、季方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