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毛泽东在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陪同下，从杭州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洗尘。

9月17日晚7时，毛泽东请陈毅邀集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等30余位教授、学者、专家在他的住处座谈，周谷城也在被邀之列。毛泽东和赵超构一见面，就指着他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一句话消除了赵超构的拘谨。毛泽东对他说：

“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大家认为你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就很好。”

他又问赵超构：

“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坦率地回答：

“写了两次检讨，花了两个礼拜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日子很难受，连晚上也是睡不好啊！”

毛泽东听了，笑起来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

“好啊，紧张一下好。好就好在晚上睡不着，那就可以多想想嘛。狗肉是很香的，但没有吃过狗肉的人总是怕吃，当吃过一次之后，才感到其味无穷，常想再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点像吃狗肉一样，从不习惯到习惯有一个过程，等到习惯了，就会领略到它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希望赵超构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更好地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他用自己的体会告诉赵超构说：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

周谷城来得比较晚，他刚一进屋，毛泽东就招手要他到近前。陈毅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

“老朋友，老朋友。”毛泽东微笑着拉周谷城在他身边坐下，又关切地问周谷城：“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吃得消吗？”

周谷城回答说：

“还在复旦，身体倒还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他见周谷城点点头，又问道：“材料呢，地下的，还是……”

周谷城知道毛泽东是问他用不用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便说：

“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它地下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晃了晃，说道：

“关于逻辑，我看你的论文说得最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见毛泽东还是像以前那样鼓励他，便苦笑着摇着头说：

“不得了，火箭炮似地批评，都冲过来，我可真有些受不啦。”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谷城的肩头上，说道：

“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说：

“我的意见赞成者很少，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笑笑说：

“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周谷城半信半疑地说：

“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继续下去。”

毛泽东说：

“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刊物，好像叫《教学与研究》的杂志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可见你是不孤立的。”

周谷城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每天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情况，还是这样了如指掌，便惋惜地说：

“我没有看见。”

毛泽东说：

“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周谷城说：

“意见虽然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请众人共进晚餐。他起身对工作人员说：

“周先生同我坐一起。”

周谷城随着毛泽东来到餐厅，坐在毛泽东右边，两人一边用饭，一边交谈。提起青年时代，周谷城说：

“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周谷城说：

“嗳，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18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柯庆施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国棉一厂。厂长黄宗林和厂党委书记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说要看看工人们的大字报，黄宗林领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字报区。毛泽东首先看到的是一位老工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驳了整风中的错误言论，还提出要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讨论。毛泽东认真看了这些内容，他说：

“好啊，老工人讲得对！”

他问身边的黄宗林：

“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全厂还在展开争鸣吗？”

黄宗林作答后，毛泽东又停在一张题为《百丑图》的漫画前面，边看边问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

此时，毛泽东来厂视察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下了早班的工人们纷纷拥来，围在毛泽东周围，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也响了起来。毛泽东微笑着向人群招手。他继续看大字报，在一张批评黄宗林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前仔细地看着。黄宗林介绍说：

“我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在我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我。这大字报就是批评我这种作风的。”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更多的接触群众。”

在食堂门口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不好的。黄宗林告诉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21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

毛泽东一行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正在那里排队等候的工人们立刻鼓起掌来，队伍里也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缓缓地走着，举起右手，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专机回到北京，准备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它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接着，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他说：

“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

二、两类矛盾。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

三、第2个五年计划赶上富裕中农的问题。过去只提要赶上中农，现在看大多数合作社要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各方面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勤劳、节约、有计划。要想赶上他们只有勤和俭。但在政治上，富裕中农要向贫农学习。

四、农业机械化问题。很多地方要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的机器。中央与省这几年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彻底研究一下。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水利、肥料我谈了很多，大家注意了，但机械问题都未注意，只靠两只手。

五、粮食问题。大有可为。真正缺粮的不太多。我调查了一个村，400多户中有300多户叫缺粮，这次大鸣大放，真缺的只有6户。过去我们没有底，现在有了底了。

六、积累问题。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

七、宣传。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宣传工业的偏向使我们很被动，许多人只愿进城，不愿意下乡找工作。在一个时期要把农村宣传得高一点，要偏一下才能平衡。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

9月20日晨，毛泽东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批示：

“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

9月20日，毛泽东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谈话，回忆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

“4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5月20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

9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人数共计416人。

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谈话，要点如下：

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

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

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

五、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

六、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有几次北伐，只有一次南伐，带了成套的干部南下。南下的北方干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培养本地干部，把他们带在身边做工作。地县两级要有南方人参加，否则不好做工作。

七、在延安打仗时很艰苦，许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只有两个炕，也不闹病。现在住了那么多房子还闹病。

八、化学肥料、机械，各省都要自己搞。农业生产主要靠水利、肥料、深耕细作。这次会议对农业四十条要搜集些意见，搞一个修改稿。

九、关于大会发言。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如石家庄讲合作社生产如何赶上富裕中农。

9月2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在座。毛泽东回答了哈达的提问。哈达问：

“你们将来怎样解决人多土地少的问题？”

毛泽东说：

“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

哈达问：

“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西部开垦？是否能向西部移民？”

毛泽东说：

“西部还可以开垦，但可耕地很少，要开垦投资很大。我们西部地方大，但不容易长粮食。在中国，60%的土地只住了6%的人口，40%的土地却住了94%的人口。我们的方针，首先是增产，开垦、移民放在第二位。”

哈达问：

“中国过去纪律差，现在纪律良好。你们的纪律是如何培养的？”

毛泽东说：

“我们的纪律不能算好，只是比较以前好一些。纪律好基本上是依靠群众的觉悟和认识，还要靠组织，如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教育，工厂里的纪律提高了，出勤率也提高了。”

哈达问：

“中国建设着重在哪一方面？”

周恩来说：

“第1个五年计划着重重工业。第一是钢铁；第二是动力工业，如电力、石油、煤等；第三是交通事业；第四是机器工业，要自己能够装备工厂。第1个五年计划因为有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不够。我们是农业国，应发展肥料工业，也要发展人造纤维。还有一些大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我们不能制造，无线电工业也比较落后。所以，第2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

9月25日，毛泽东阅9月22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他批示道：

“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

9月下旬，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老朋友周谷城寄去了《教学与研究》等几本刊物。周谷城翻开一看，凡是引用了他的意见的文章，毛泽东不但都替他折了角，还做上了记号。周谷城捧着杂志，自言自语地说：“有毛主席支持我，我不怕。”

9月2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吃饭和穿衣是大问题。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生活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有进步，需要时间。革命成功是一个好条件，但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建钢铁厂，我们的同志很喜欢大的，现在已经转过来了。大的要一些，小的也得要。总起来说，应作长期打算。要有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作出这些成绩来。当然，更需要和平环境，打仗就不好办事。我们需要有朋友。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而且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市长斯沃波达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

“我们的政治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已经花了几十年，技术革命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9月30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

“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是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彭真等在座。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

“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

他还说：

“我们的政策不同于苏联当年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在经济上、文化上我们现在也离不开他们。经济上同他们进行合作，文化上离开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些人。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不能简单化、公式化，采取教条主义方式去克服缺点。你们能否帮忙使中国少生人口？不打仗，又讲卫生，人口不断增多起来。这件事人不能控制它，是无政府主义。要搞一个计划生育。”

是日晚10时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

“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失败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很多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变化很大，这主要是讲在政治方面。最近我们在整风，以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让人们批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在反右派。我们过去会打仗，搞阶级斗争，但不会搞工业、搞农业，不会当大学教授，不会当工程师，所以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10年、15年，我们就可以造就出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要把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化为新知识分子。脑子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它转变起来比钢铁还要难，思想改造是更困难的。经过这次辩论，方向比较清楚了。”

1957年10月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典，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

上午10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方队。

参加受阅的部队共有29个方队，各种坦克车辆226台，飞机81架。阅兵历时50分钟。我国自行生产的伊尔—28型喷气式轰炸机、歼5型歼击机首次参加国庆阅兵。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匈牙利、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缅甸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等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阅兵式。

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10月2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2日

10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彭德怀、李达、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8年，往后至少还得10至15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90%的人拥护社会主义，10%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2%，但这也有1200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高兴匈牙利事件，我们正在批评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目前，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但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苏联经过17年，从1917年到1934年，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些国家都要很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已经胜利了，其实还没有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边都怕战争。究竟是哪边怕得更多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看帝国主义也怕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会见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现在90%的人拥护社会主义，10%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2%，但这也有1200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斯言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