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刃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花，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地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还编印了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问题。
参加成都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阎红彦。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毛泽东想起到会的中央候补委员阎红彦，曾在“七大”期间为反对高岗篡改个人历史，混进中央，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批评，就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道歉：
“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次年，阎红彦便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在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他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还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欲知此后成都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方面继续批评反冒进，一方面又强调：“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这就是他在教育下属的时候一贯提倡的办实事，说真话。很可惜，一些人在评价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方面的事实。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歪曲历史，抹黑领袖，实在是不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