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 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话说庐山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在小组讨论中，仍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一种是企图否定大跃进和总路线；一种是认为纠“左”已经差不多了，对群众不能泼冷水。持这种意见的人，各组中都有，尤其是省委的负责人，他们不敢承认错误，怕否定自己，否定工作。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已经看出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在这次会议讨论前先定了一个调子，可如今不但没有统一思想，而且这两种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
尽管会议的意见还没有统一，但从表面上来看，这时的会议是白天开会讨论，晚上跳舞或看戏，开得是轻松愉快，被称之为神仙会议。特别是毛泽东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抄给周小舟、胡乔木订正后，有不少人也开始上山赋诗了。
此时，也有一些组长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不断地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他们抱怨说：
“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胜利的时候要看到问题。现在有些人在困难面前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是不是要搞垮这个党才甘心？”
“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
还有几个人向毛泽东汇报说：
“彭德怀发言有问题。”
原来，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8天有7次发言，讲了许多意见。他说：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了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彭德怀还说，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在内。”“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毛泽东听了这些汇报，漫不经心地将手一挥，说：
“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7月10日傍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美庐2楼的大客厅里举行全体会议。
美庐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对形势认识要一致，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了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安排788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方针的？1800万吨钢不行，现在搞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30%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毛泽东又说：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是没有经验的，至少还要10年才有经验。这一年来，我们开了不少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有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了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别人讲，走过场，签字。经验是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的。打仗先从打胜仗、后从打败仗中取得经验，搞建设也是如此。我们想快一点，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说：
“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4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说是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3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7个指头9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1个指头2个指头，最多是3个指头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彭老总也说是1个指头多一点的问题。
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指定由胡乔木为组长，与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杨尚昆5人，起草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7月11日，各小组的讨论开始围绕着起草文件的问题展开了。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和周小舟、周惠谈话，他说：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已经安排写《会议纪要》了。还有4天的时间，你们那里讨论的情况如何？”
周小舟说：
“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没搞敞开肚皮吃，但其它方面一样紧张。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6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办好，采取些措施，粮食指标分配到户，按月领，以防浪费。”
周小舟所说的6条，都是在不久前结束的湖南农业会议上议出来的，周惠给毛泽东的材料上都有，毛泽东已经看过了。毛泽东说：
“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他吃亏在于只许说好，从不讲缺点，所以有错不能很快纠正。”
他拿着香烟的手向外推了推，接着说：
“拒绝批评不行。有意见还是叫人家说出来好，否则怎么能统一思想？”
周惠从茶几上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
“主席，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讨论会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哪个不让讲缺点？”
周惠说：
“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
周小舟接口道：
“李锐认为去年提以钢为纲不对，政治挂帅有副作用。瑞卿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几次顶住李锐。”
原来，罗瑞卿在这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地听到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心中甚是不安，也非常难过。如今见一些人仍然不停地提出批评，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
“唔，罗长子顶住了。”毛泽东笑笑。他过去常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现在天还没有塌下来，罗瑞卿就顶着了李锐。他将手一招，说：“叫李锐来，我们增加一个人。罗长子顶住不要紧，跟我说。”
工作人员马上去找来李锐。毛泽东一见李锐进来，就用手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个人划了一个圈，说：
“李锐啊，我们来开个同乡会。我们可以随便谈。谁先谈？还是你们二周先接着谈？”
周小舟说：
“全民炼铁，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产高了。”
毛泽东平静地说：
“也未必尽然。想多搞点钢铁，多做些贡献，早一点富强起来，丢掉落后，一穷二白也是动力。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要前进就会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建国后，书记处分工我抓农业，北戴河会议以来总算抓工业了。1953年批评过薄一波同志，后来批评计委，这次我自己应负责任。”
周小舟见毛泽东如此说，愈发口无遮拦，他说：
“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小舟的话，无疑是直接批评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似乎没有任何反感，他轻轻地弹一弹烟灰，说：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
周小舟说：
“‘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来没传达，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
周惠插话说：
“湖南靠了两条，一是没搞瞎指挥，密植，所以没有失败的问题。二是把关把得紧，粮食指标到户，食堂不搞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频频点头。周小舟又说：
“会议还是有压力问题，有些人有错不认，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又插话说：
“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谁是谁非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听周小舟、周惠如此说，就建议说：
“最好把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意见和情况，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种调子。”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
“这个意见可取。”
李锐借机说道：
“去年讲敢想敢干，发展到唯心主义方面去，起了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提得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嗯，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李锐又提议说：
“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比较好。”
周小舟附和说：
“陈云搞经济工作历来稳重。”
周惠也说：
“陈云同志有经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方面搞得很出色。主席，你那时不就多次赞扬他吗？”
这3个人极力称赞的陈云，的确也是党内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一些行为莫不叹为观止：他吃菜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豆腐，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会议上喝茶只放3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至于会客，除了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就是同意见面，最多也只是3分钟的时间。
毛泽东是了解陈云的，他说：
“过去陈云提出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陈云是对的。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来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仪，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毛泽东略一停顿，又说道：
“陈云当总指挥好，但他有长处也有短处。”
请读者诸君注意，后世有人散布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是对陈云的高度评价，其风源大概就缘于此处。由上文可证，那一说法是错误的。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一评价来自王任重日记，不管是真是假，对照上文毛泽东说的“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显然也是相互矛盾的，毛泽东不会忘记，陈云曾经是主要的反冒进者之一。
这正是：毛公历来重史训，今以郭嘉勉后人。后有断章取义者，张冠李戴蒙庶民。
再说李锐在谈话中对毛泽东说：
“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比如指标落实情况以及质量情况，冶金部一风不透，问不出消息。钢铁关键还是个质量问题，我的意见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毛泽东马上替冶金部李富春和王鹤寿说了公道话，他说：
“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有些事不能全怪下边，不能全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笑着说：
“那个蒋干去盗书，辛辛苦苦，受不少惊吓，以为立了不世之功，结果还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你们到我这里来不要学蒋干盗书。”
说完，他竟自哈哈大笑起来。周惠等毛泽东平静下来，问道：
“主席说蒋干盗书是什么意思呀？”
毛泽东说：
“你们讲去年传我的话，有些乱传。你们今天可不要学蒋干，回去也乱传。”
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许多事我都要负责。不过，有些也真负不了。比如人民公社，去河南七里营参观他们的公社，有个记者问：‘公社好不好？’我随口说：‘好’，谁知第二天就登报了，一下子全国都知道‘人民公社好’了。”
周小舟说：
“以后讲话不能乱传，还是形成文字好，以文字为准。”
毛泽东摇摇头说：
“此议不对。文字也一样不行。钢翻一番，一成文字，谁想到当成法律了，党比人代会可厉害得多。我这个人性格不大好，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对人总是武断，讨人嫌恶。或谓我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
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粮食、钢铁、公社和食堂，都发生了问题。下面讲了些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不平衡，有丰有歉，填平补齐后，三成很不易得哟。
有对立面不要紧，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又想通了。回去告诉同志们，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希望这次会议能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