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到水库去游泳，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他隔着车窗望着一座座绿色的峰峦，兴致勃勃地问身边的高智：
“高智，你看庐山这么多树好不好？”
高智也高兴地回答说：
“好得很呀！”
“要是陕北的山上也有这么多树就好了。自然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那里多么需要植树造林啊！”毛泽东一面沉思，一面又自言自语：“10年行不行？10年不行，20年行不行？20年不行，30年行不行？”
到了水库，毛泽东先游了一会儿泳，又与王任重在水库里划船。王任重问道：
“主席对彭老总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怎么看？”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发言。”
下午5时，毛泽东在“美庐”召见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他在谈话中说：
“关于总路线，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啦，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议上谈了态度：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
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人，正面有李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机可乘。
6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使之不成体系。觉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
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人，开干部会，我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了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田家英说：他在四川蹲点调查，省委规定“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强令农民搞密植，闹得颗粒无收，老百姓饿肚子。“我在西南组讲这个情况，组长批评我，没让我讲下去。”
毛泽东说：
“他们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们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他还说：
“上山我就跟人讲，现在是天下大乱呐，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不要怕乱，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群众打扁担。”
周惠说：
“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泽东说：
“乱了好。1957年汉阳学生闹事（那年4月间，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农村中学学生升学指标过低，上街游行示威，到县政府闹事——笔者注），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一二万学生想闹事，也不过几百万人吧。脓疮还是破了好。”
胡乔木说：
“脓疮需要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周小舟说：
“彭老总写给主席的信已经印发下来了。”
毛泽东说：
“我批了几个字，想听听意见。洛川会议后，华北军委分委发个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被王明拿去利用了。”
到吃饭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小舟等人共进了晚餐。
7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黄克诚，奉命从北京兼程抵达庐山。他刚刚在176号院安顿好，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了。黄克诚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德怀说：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说：
“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一大早，周小舟、周惠、李锐相约到176号院看望湖南省委前任第一书记黄克诚。周小舟介绍了他们昨晚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而后说：
“我们几个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不彻底改变‘左’的方针不行。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护短，意见统一不起来。”
李锐说：
“现在争论的重点是3句话中的中间一句话：问题不少。其它两头是一致的。关键在问题讲透。我们都感觉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些人怕讲缺点，一讲就坐不住。”
周惠说：
“主要是自己屁股不干净。”
李锐说：
“思想如果不改变，下山后恐怕还会将‘左’的错误延续下去。”
黄克诚慢条斯理地说：
“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查缺点只会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倒退。不要急，我刚上山，先看看再说。”
李锐说：
“有些人对《议定纪录》里讲的3条意见也攻得厉害。其实在写的时候已经是反复斟酌，尽量注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问题说透。”
黄克诚说：
“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风，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么。”
周惠问：
“黄老，你对彭老总的信是怎么看？”
黄克诚说：
“我粗看了一下，基本精神是好的。你们说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在书记处会议上也讲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话了，彭老总讲了，信里提的意见我赞成。不过，信里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
黄克诚在和周小舟3人谈话后，又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大跃进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黄克诚接着又去找谭震林谈话。谭震林一听说他和李先念谈了话，并且观点一致，就不高兴了，说道：
“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
黄克诚说：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又都是性格直率态度鲜明的人。但他们的观点不一致，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谭震林发火了，他说：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兵，想你支持我们的。”
黄克诚也火了，他说：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7月18日，会议重新组合的6个小组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在与会者的发言中，两派之间开始了交锋。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自己的意思，要求中央办公厅在会后收回这封信。
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到“美庐”2楼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人多了起来：
“主席，现在我们就是笼统抽象的肯定成绩，具体实在的大讲缺点。这样泄气泄下去，今后还怎么跃进？”
“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
“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别人都不行，都该打屁股，都当不了第一书记，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要借机出气。按他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谁就是‘压力’，就是‘护短’。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思。”
毛泽东听着这些汇报，丝毫不急，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你们也不必着急。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你们这个样子就是触不得。要能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
《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说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上长了几处癞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越厉害，结果闹得很被动。鲁迅在这个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是不准。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口味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家安上个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到很大损害。我们要记着这个教训。我建议大家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可以印发下去，每人一册，看几遍大有好处。”
田家英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些话传给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他还说：
“主席要印发《阿Q正传》，劝告那些‘促进派’不要有缺点毛病触不得，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一触即跳。”
7月19日，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会议上，周小舟侃侃而谈，他说：
“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不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的。我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鼓足正确的干劲的。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名，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柯庆施说：
“谈到得失问题，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
周惠发言说：
“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产生了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整套方针，组织形式也是正确的。但产生的问题也确实真不少啊！去年有个教训，稍有怀疑，稍有批评意见，就说是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还要插白旗。事实证明这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这次庐山会议，一些同志怕缺点讲多了泄气，怕因此否定成绩伟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小舟的意见：在这样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不仅不会泄气，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鼓足正确的干劲。彭老总的信提出一些意见，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感觉是好意，想把问题讨论透。当然，有些想法可能不够准确妥当。通观全信，对‘前途光明’这一条也嫌不足。但基本意见还是不错的。”
“我讲几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瞥了一眼周惠，开始说道：“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去年大办钢铁对不对？1957年甘肃1吨铁也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钢铁也炼了人，不花点学费是办不到的，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是办不到的，没有去年的群众运动也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或有失有得的看法都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对此，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了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说：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1959年的各项工作。
曾希圣想起周惠要“各打50大板”的话，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霍然起身，大发雷霆：
“他妈的匹！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第一书记。”
他朝着周小舟吼道：
“就你们周惠能当第一书记！妈啦个匹，就你周惠行？”
周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周小舟是替人受过，被骂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他正在愣怔间，桌子又是“砰”的一声，谭震林也发火了，破口大骂：
“妈啦个匹！别人不行，周惠就行？他就能当第一书记？”
人们都怔住了。此时的黄克诚也不知道周惠为什么挨骂，可他见谭震林也如此暴躁，猛地涨红了脸，跟着“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吼道：
“谭震林，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谭震林拍着桌子跳起身，要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
黄克诚怒吼着要迎上去。
“哎哎哎，坐下，都坐下！”周恩来摆着双手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你们这个样子像话吗？”
谭震林和黄克诚都憋着怒气坐下了，脸红脖子粗地互相对视着。周恩来又说：
“有话慢慢说嘛，不要吵，不要闹。”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揭露和批判“大跃进”、“公社化”存在的问题，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在8000字的发言中，讲成绩的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太高”、“太急”、“太快”、“太多”。对于彭德怀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张闻天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的秘书萧扬不无担心地对他说：
“你的发言可能会遭人批判。”
张闻天说：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
晚饭后，张闻天让萧扬把他的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这篇发言“讲得很全面”。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巧合。这一天，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三面红旗”的讲话。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台湾的中央社和美国的各大媒体迅速地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山下全国各地一些党内党外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些党内外的批评和攻击，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有道是多事之秋自有多事之人，此话一点不假。否则，何以千百年来世事扰攘，永无宁日。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一路上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磨破了嘴皮子，进行了多少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把会议开到了庐山上，就是想在党内高层统一思想，做个总结，以利再战。没想到彭德怀偏偏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写了一个《意见书》。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们有人高兴，因为有分量的彭德怀站出来说话了；有人愤怒，他们觉得彭德怀是揪着别人的尾巴不松手；有人窃喜，原本就想借助毛泽东整彭德怀的机会终于来了。加之张闻天又来了一个3小时8000字的长篇发言；更要命的是后来以周小舟为首的一部分毛泽东最信任的前任秘书和现任秘书，这些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秀才们发出了一通“斯大林晚期”的谬论，最终使得庐山会议风云突变，酿成了一段让人扼腕的千古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