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

话说1959年10月间，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丢失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此一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劝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刘思齐重新组织家庭，但是每一次刘思齐都是流着泪，摇头拒绝。后来邵华对毛泽东说：

“姐姐是因为还没有给岸英哥哥扫过墓，怎能再谈自己的婚事呢？”

于是，毛泽东就亲自安排刘思齐由邵华等人陪同，将在1959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9周年祭日前夕，到朝鲜去为毛岸英扫墓，以尽夫妻之情。他还特意把刘思齐找来，嘱咐她要保重身体，并“约法三章”：

1、刘思齐等人往返的路费和开销，从他的稿费中支付，不花国家一分钱。2、住在中国大使馆，不要麻烦朝鲜政府。3、扫墓一事不可声张，不要报道。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南下口述了一份长长的书目，罗列了36条，计100余种，上千册，叫工作人员装箱带走。后来，这些书装了十多箱，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10月23日上午，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陈秉忱到故宫博物院借明清两代名人书画作品20件。其中有8件属于明代大书法家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登上专列，离京南下视察，首先到了天津。

专列进入山东境内，毛泽东见沿途土地龟裂，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心情非常沉重。

在济南，毛泽东先后会见了25日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陪同来济南参观访问的巴西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等一行4人。

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在座的还有王稼祥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夏基说：

“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舒同说：

“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指着茶几上放着的一份材料对夏基说：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做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1917年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7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1955年和英共波立特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1955年11月莫斯科会议宣言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1945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1946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1949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100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9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10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10月27日，南下专列离开济南，进入安徽境内，毛泽东看到的情况更糟糕，不但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干旱情况也更加严重，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喃喃自语道：

“天灾人祸啊！”

说着，不由得眼圈红了。专列到了合肥，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合肥地区是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还有一点水，已经无法发电了。毛泽东望着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历史上的几次大灾荒，又说：

“现在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

他问大家：

“你们敢不敢顶？”

大家都说：

“敢顶！”

毛泽东将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好！赫鲁晓夫越压，我们越要顶！”

在安徽省境内，毛泽东视察了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还视察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10月30日，毛泽东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专列上，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人谈话，他问道：

“你们情况如何？”

曾希圣答道：

“情况还好。”

“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

“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刘顺元回答说：

“粮食情况今年比去年好。”

有人插话说：

“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的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问：

“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点吗？”

刘顺元说：

“恐怕好得多。”

有人插话说：

“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泽东问：

“心放下来了？”

刘顺元说：

“心比较放下来了。”

“还是不要放下。搞10年吧，搞10年能够储备1年。能不能够？”

“大概差不多。”

毛泽东在和大家的谈话中，再一次讲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讲到了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的问题；还说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毛泽东又问了江苏省的工业生产情况。

10月30日下午6点多，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柯庆施问：

“主席，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泽东说：

“不下去。”

“他们有个晚会。”

“什么晚会也不看。”

“游泳吧？”

“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8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10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4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同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的谈话中说：

“庐山会议后，8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60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19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

柯庆施、陈丕显插话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毛泽东又说：

“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30辆汽车，坏了26辆，只有4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儿就起来了，两三天功夫，就修好了24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儿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为一份关于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发展养猪事业的材料，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吴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3人、5人至9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苞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苞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的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实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制作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化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1959年10月31日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立即要柯庆施于上午印出20份，发给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和他自己每人一份。

10月31日早晨，机要秘书罗光禄见到毛泽东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罗光禄同志：

两首诗，每首各5份，请于今日分送陈、田、胡、邓、林克5同志为盼。毛泽东 31日早

罗光禄一看，这两首诗是毛泽东在今年6、7月份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立即分送给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邓力群、林克5人。

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6人请到专列上，他说：

“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田一头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去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