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晚，毛泽东把何其芳送来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又认真看了一遍，在他加写的“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一句话中，又作了重要修改，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特别强调了斗争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尔后，他在清样上批示道：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1月25日，王观澜与夫人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信写好后，王观澜郑重地把3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他说：
“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来信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3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3天后，毛泽东亲自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
“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1月26日到1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到南京，一路上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他在听汇报中曾先后插话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
“水是混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1月20日《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很好，很重要。中央同意报告中提出的1961年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项措施，请你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迅速查明病情，采取有效的、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认真解决目前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控制浮肿病、妇女病、小儿营养不良病及其他主要疾病的发展，大部分治好现有病人，严防各种季节性传染病流行，以保证有足够的健康的劳动力投入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促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央认为，在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人民体质有所减弱的情况下，防治疾病，保护劳动力，保护人民健康，应当成为今年全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各级党委今年至少必须抓4次，灾区应当每月抓一次。各级卫生部门应当鼓足干劲，从实际出发，努力做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文教战线上，今年应当把卫生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各级党委要选派得力的干部去充实和加强卫生部门的领导，率领卫生医疗队伍支援农村、支援灾区。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商业、粮食、轻工业、化工、民政、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同卫生部门，切实解决治病防病所必需的药品、物资、经费和器材等具体问题，务使件件落实。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应当向广大干部普遍进行一次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教育，大兴为群众办好事之风。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决走群众路线，才能把卫生工作做好。各地在防治疾病工作中，还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解决医务人员（特别是农村医务人员）的口粮、夜餐粮和工资等具体生活问题，切实注意医务人员的健康。基层卫生队伍的整顿问题，今年应当认真地抓一下，但要注意以有利于当前的治病防病为原则，具体做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
中央 1961年2月1日
2月2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了一封回信：
吴启瑞同志：
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1月25日的来信他已看过，很感谢你，并寄上1000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不要还的。祝春节好！
徐业夫 2月2日
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还曾嘱咐小女儿李讷请自己恩师王正枢的二女儿王明夏邀集吴启瑞、王人旋、王雪华、王人艺、王人美等同辈老人到家里相聚。不久，毛泽东又嘱咐秘书高智打电话询问吴启瑞的家庭生活情况。文化大革命中，王雪华身患重病，毛泽东安排将她下放在山西的女儿调回身边，侍奉汤药。1973年4月，毛泽东安排将在干校的王人美调回北京治病。
正是：滴水之恩涌泉报，毛公高风说到今。近观竖子多沐浴，反将国父作仇人。
且说2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员小李，给毛泽东送来了文件，她正要离去，毛泽东问道：
“小李同志，你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
“参加了。”小李回答说：“我是去年参加的。去年国庆，我还参加了民兵方阵游行呢！”
“嗯。早上我看到工作人员组成的民兵出早操，挺精神的哟。好，我来考考你，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
“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对，大办民兵，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促进人民公社劳动军事化，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效果不错嘛。”
小李想起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一张参加民兵训练时拍的照片，便取了出来，说：
“我还有一张扶着枪的照片呢。”
毛泽东接过照片，饶有兴趣地仔细端详着，只见小李身穿藏蓝色西裤，白色棉布衬衣掖在长裤里，齐耳短发，右手持步枪，昂首站在一株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
“好英武的模样哟！”
小李不好意思地说：
“照得不好。”
“哎，我看蛮好嘛！”
毛泽东放下照片，点燃一支烟，望着窗外，沉思了一会儿，把手中的烟在烟灰缸里弹弹，顺手拿过一本他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对小李说：
“给我拿支笔来。”
小李递过一支铅笔，毛泽东手执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首七绝，题目叫《为女民兵题照》，诗云：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放下铅笔，他微笑着说：
“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
小李又惊又喜，忙接过小册子看了一遍，激动地说：
“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那配得上……”
毛泽东说：
“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哟！”
此后，毛泽东南下到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田家英向他作了汇报。田家英说：他带领的小组在浙江嘉善县农村，通过对比调查，发现有一个生产队没有天灾，而是“五风”造成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田家英还说，他发现农民对食堂强烈不满。
2月6日，毛泽东在驻地汪庄听取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的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插话说：
“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11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后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谈话中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毛泽东说：
“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关系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军事学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运用。据（阿尔及利亚）阿巴斯总理对我说，法国军人也在看我的军事著作，在学习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运用某些学说对付法国人，这样他们都运用我们的学说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的学说对被压迫人民较容易运用一些，而压迫者却难以运用。我们运用游击战对付日本的时候，日本人也学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我们同蒋介石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也学我们来对付我们。他们想以敌人的东西进攻敌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召见江华、林乎加、薛驹谈话，田家英也在座。他劈头就问：
“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
毛泽东所说的指标，是指江华原来汇报的1961年浙江产粮160亿斤。他不等江华等人回答，又接着说：
“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退赔上，他问：
“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说：
“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4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
“剥夺农民的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说：
“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
“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3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历史，引申到理论，系统地论证了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他说：
“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6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10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1927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1942年，1943年，1944年，还有1945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有109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