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前往江西，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说到了公社和生产队规模太大的问题。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2月11日，毛泽东到了湖南。

此前，胡乔木带领的小组在湖南长沙县、湘潭韶山和湘乡白田、大坪等公社，已经进行了调查。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及调查组的胡乔木谈话。毛泽东说：

“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1个社划成3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插话说：

“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好？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3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3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3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第三个方案，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说：

“1万5千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万6千个生产队。”

毛泽东说：

“你们大体上还是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

“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

“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汇报说：

“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生产队，那个生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

毛泽东说：

“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2月12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张平化、胡乔木单独谈话。张平化说：

“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在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

“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15项工作。就叫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上面叫生产大队，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

“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胡乔木建议说：

“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公社。”

毛泽东说：

“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

“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

“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正是：三省奔波好作风，群策群力胜孔明。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探索顺民情。

单位要小不要大，毛公胸中已成型。生产小队不要“小”，因为它是最基层。

接下来，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毛泽东提醒他们说：

“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说：

“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

“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

“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

“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5个食堂，以后并成3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5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问：

“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说：

“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毛泽东说：

“烤火问题要解决。”

张平化：

“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毛泽东想到在浙江的调查，就说：

“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毛泽东说：

“那何必呢？”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的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张平化接着说：

“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毛泽东又问：

“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

张平化说：

“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10%，办得差一点的占20%。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胡乔木补充说：

“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听到的湖南对食堂的这种基本肯定，与在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春节一过，他就通知3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来广州。

2月19日，陈伯达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报送给毛泽东。这是他在得知毛泽东此前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后，为广东调查小组起草的一份材料。《调查纪要》中写道：

“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作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作生产队，有的地方叫作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

“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广东调查小组的意见，而且从中还受到了启发，几天后便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在广州与广东、湖南、浙江的3个调查组部分成员会合。

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召集陶铸、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赵紫阳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

“有的省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好处。”

还有人发言说：“大”还是个方向。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就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说：

“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定，以陶铸为组长，陈伯达为副组长，由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也参加起草工作。要求他们在3月10日写出初稿。

再说与毛泽东南巡调查研究的同时，刘少奇在八届九中全会后，也回湖南老家宁乡县搞调研，他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后说：

“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还说，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而此时的邓小平，也乘着专列到了京郊顺义调研。在专列上，他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着他打桥牌。然后，他让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集一些材料，写成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发给正在南方的毛泽东。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3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毛泽东讲完后，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就汇报了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毛泽东接着说道：

“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3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提出了一些顾虑：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有影响；现在变动，影响春耕生产；还有国际影响问题。毛泽东说：

“我的家乡湘潭，以前分成上七都、下七都，都还嫌大，后来是21个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21个公社，但现在只有13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1200个公社，湖北只有600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

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200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3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这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社、队要划小，他说：

“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又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省参加的是王任重。

3月7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和王任重谈话，他首先问道：

“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

王任重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说：

“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3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他说：

“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

王任重说：

“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

“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40%，农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

“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的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

“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他又问：

“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

王任重说：

“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欲知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内部体制问题如何决断，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1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公所说的这一状况，再次验证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著名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此后的社会实践看，这一类事件还要由于“人为”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花样翻新，不断重演。本章中已经说过，刘少奇在此次调研中回到了故乡，他说：“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他又特别强调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不知读者诸君嗅出火药味没有？他不仅不像毛泽东那样认真检讨自己，做好自我批评，反而把枪口对准了别人，对准谁呢？请稍安勿躁，越往下看，你就会越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