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凌晨3时，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来信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这天下午4时半，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5月20日到京。”

5月10日，邓小平、彭真将他们在北京近郊顺义、怀柔的调查情况，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5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调整完毕了，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生产队下面一般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有很多生产队，由于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了老的供给制，实行了新的供给制（即只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再加上执行和改进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又讨论了前述的余粮分配办法，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因而发现现在有不少社队劳动力不是少，而是有了剩余；已经不是队长去催工，而是社员找队长、组长催活、要工了。”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写道：

“食堂问题比较复杂，除居住分散的队不办、长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外，对农忙食堂（半年多），群众意见很不一致。”“现在情况还在变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个时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数人要求再办。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结合的。”

5月11日，毛泽东专门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的寓所看望她，赠送给宋庆龄一条绣有梅花图案的高级红地毯，铺在她上下楼的楼梯上。

5月14日，毛泽东为转发张平化的一封报告信，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先后就毛泽东在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以及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林业、商业、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刘少奇在会议上曾经发表讲话说：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到‘三面红旗’本身，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5月28日，毛泽东为戚本禹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并批示道：

“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6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10多10少’（如“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等——笔者注）的问题。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此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2个批示，他写道：

“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

5月29日、30日，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修改了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其费用从公益金中开支。

会议最后讨论了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在本年内要减少一千万。

5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3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10少，避免10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忆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时说道：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3批开会，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3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3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5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它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就说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还说：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3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提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还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

6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他在谈话中说：

“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11年了，再等11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笔者注）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苏加诺说：

“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泽东说：

“只能一步走。”

苏加诺说：

“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泽东说：

“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加诺说：

“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泽东说：

“不一样。”

苏加诺说：

“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泽东说：

“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3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6月13日晚，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6月13日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写道：

“毛泽东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6月中旬，毛泽东创作出了“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郭沫若语）的一首《七律·答友人》，其词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在有关方面，一度众说纷纭。

据《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吴正裕、李捷、陈晋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披露，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对他的一些诗词进行抄写。林克所抄写的这首七律的标题就是“答周世钊”。《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也明确指出：“1963年他（指毛泽东——原注）亲自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诗在清样稿上标题原为《答周世钊》。”“随后，作者在这个标题的周世钊名字后加上了‘同学’二字，最后，他将‘周世钊同学’5字去掉，把标题改定为《答友人》。”还有，在1964年1月，毛泽东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其中关于《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友人是周世钊。”另据史料证实：1964年2月，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做了14点解释，其中第8点为：“长岛”指长沙，“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周彦瑜和吴美潮说，他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问过父亲：“近期外面传言，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是答您的，不知是不是？”老人回答说：“肯定是答我的，但不能往外传。”1992年，吴美潮就“友人”问题请教过毛泽东诗词英译者叶君健，叶君健答复是“我查了一下，《答友人》译为‘答一位朋友’，即Reply to　a　Friend。英文参加翻译的有钱钟书、乔冠华、赵朴初、袁水拍和我，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的。”以上这几种说法是一致的，是比较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朋友乐天宇、李达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在长沙闲谈，他们知道毛泽东在5、6月间的北京会议期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检讨。他们猜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决定送毛泽东一些礼物。乐天宇将客人捎给他的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给毛泽东一枝；还有他自己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的条幅，落款是“九嶷老人”。李达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的是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九嶷山铭》的墨刻。毛泽东收到老朋友的礼物后，引起了对家乡、老朋友、老同学的怀念，就写了一首《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不久，乐天宇在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诗稿，要求田家英圈掉他的名字。时值郭沫若正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就把乐天宇的意思转告给郭沫若，郭沫若说：“那也好，不如改为《答友人》吧。”于是，后来就成了《七律·答友人》。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规定中说：

“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以后，各地在退赔平调物资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的地方决心比较大，做得比较认真，但是，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6月22日，毛泽东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于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去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3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3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961年6月22日

1961年7月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0元钱，派人送给病中的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

张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张维的母亲在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张维为新四军运过药品。

7月6日，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和赵迎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侧门。

文涧泉是在7月初来到北京的。赵迎是毛泽覃前妻赵先桂的继子，在大坪学校教书。此人粗通文墨，能说会写，见识较多。文涧泉此次带赵迎来京，一是因为赵迎是自己外婆家赵家的亲戚、赵先桂的继子，二来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借重赵迎的见识，同三表弟毛泽东谈论一些乡间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

这一次文涧泉来京，不再像两年前在京时睡门板受冷遇了。他和赵迎到了客厅门前，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到门口迎接，与他们握手。毛泽东问了赵迎的姓名之后，连声说：

“欢迎，欢迎。”

宾主在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向两位客人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还说：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有困难，需要克服一下，暂时吃点苦，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组长是我的秘书胡乔木，他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向我写了一个详细调查报告。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说：

“主席，我没有读什么书，信写不好，就请赵迎给你多写信吧。他是当老师的，肚里有墨水。”

毛泽东就对赵迎说：

“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信员，好吗？”

赵迎连忙说：好，好！毛泽东说：

“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办夜校。我过去就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后来，赵迎回到家乡后果然成了毛泽东的“通信员”，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的情况。

7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问道：

“听说你要去大庆，是吗？”

小李是从16岁那年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回答说：

“是的，很多同志都写了申请，但又舍不得离开主席，又不想去。”

毛泽东说：

“是啊，你们在我这里10多年，你们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叫你们去，我对你们的感情比对我的孩子还亲，他们还不能天天见到呢！但我不能老留着你们。”

他把小李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里，继续说：

“革命不能总在一起的，我这里不是有很多同志都到一线去了吗？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都得服从革命的需要。”

小李禁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劝慰他说：

“已经长大了嘛，不要哭。那个地方艰苦，艰苦的地方要去，艰苦的地方锻炼人！”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部下的指示往往是耳提面命，在开展调查研究问题上也不例外。他在1961年5月6日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口气则完全变了一个样。请看：“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这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了！毛泽东还唯恐来信有失，又特别嘱咐：“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由此可见，他要得到“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的书面报告，是比攀登“蜀道”还要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