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
话说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秘书室三科的崔英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就走过去向他伸出手，邀请他跳舞，并自我介绍说：
“主席，我是新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握着崔英的手，端详着她的面孔，说：
“新来的？好像见过面嘛！”
崔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回答说：
“您的记性真好！1955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区办公，夏天在乙区游泳池游泳时，见过您。当时主席还问过我‘怎么学会浮在水面上仰卧的’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我说见过面嘛，7年怎么就会忘记呢！”
他示意崔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崔英回答说：
“东北辽宁人。”
“那你一定学过日文了？”
“学过7年半。”
毛泽东这个时期也在学日语，他让崔英和他一起背日文的五十音图。崔英因长期不用日语，背得很不熟练，有的发音也不准。毛泽东一边背，一边帮她纠正发音，还说：
“学过7年半，有基础，应该继续掌握这门外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那么你的爱人是姓张的了？”
崔英闻言，一时愣住了，她不明白毛泽东何以如此说。毛泽东不等她回答，又微笑着问道：
“你读过《西厢记》吗？”
崔英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是用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逗她的。她会意地笑了笑说：
“我的张生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响应号召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
毛泽东听了，顿时收敛了笑容，安慰她说：
“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
他又关切地问：
“你今年多大了？有几个小孩？”
崔英说她32岁，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7岁。毛泽东说：
“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孩子吗？”
崔英说婆婆帮助照料。毛泽东问：
“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吧？”
崔英说国家补助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也有补助。毛泽东点点，鼓励她说：
“那就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崔英见毛泽东如此关心她这样的普通干部，非常感动，就说：
“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接着，他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撰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文章，文章中说，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昆剧《李慧娘》这个戏改编得很好。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那种把“鬼戏”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无害论”的观点。
不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收到了一篇批评“繁星”那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把文章转给《文艺报》处理了。
1962年1月初的一天，已经下乡调查归来的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封耀松、王敬先5人相约一起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即热情地招呼大家：
“你们来了，坐，都坐！”
5个人在客厅里围着毛泽东各自找位置坐了下来，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下去了一年，脸都被太阳晒黑了。这样好，既了解了情况，又锻炼了身体，还增长了才干，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呀？”
5个人都笑了。毛泽东又说：
“你们写的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我都看过了，写得很好。子龙写得比较全面，高智写得比较具体，银桥写得大有进步。小封和敬先写得很认真，错别字也比以前少多了！林克虽然没有来，但也写了材料；他是秀才，写得最多。”
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神情，叶子龙说：
“在下边，我们别的都好说，就是天天想主席。夜里睡不着觉，我总看着窗户愣神，总想主席这会子准是又在办公，要么就是在看文件，说不准也许在练习着念英语……”
一句话就像打开了放水的闸门，引得大家把这一年来在外边对毛泽东的思念全都倾泻了出来。
“我白天想主席想得最多，”封耀松说：“老是挂念主席吃不好……”
“我也是……”，王敬先说：“我还担心张仙朋和张景芳他们熬不好麦片粥呢！”
毛泽东说：
“他们做得都很好。”
“我夜里想主席想得最多……”，高智说：“有时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想你媳妇了吧？”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毛泽东问李银桥：
“银桥，你都想么事呀？”
李银桥眼里含了泪花，说：
“我就是想你……”
毛泽东又问：
“你想我什么事呀？”
“什么都想……”，李银桥老老实实地说：“就连主席的拉屎放屁我都想……”
又是一阵笑声。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我也想你们哩！”
1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并同安井郁一行人进行了谈话。他在谈话中就世界的划分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德国、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说：
“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因为它们同美国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高兴美国，同池田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
1月上旬，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又见到了毛泽东，她在慢四步舞曲的旋律声中邀请毛泽东跳舞，一边跳一边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划成右派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闻言，便停下脚步，说：
“不知道。那些划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说：
“寄来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情况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
“详情不知道。”
崔英又报告说：
“对右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地说：
“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
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 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她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哪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她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3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3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