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第八卷第32章_第2页

复原纸纹护眼小中大

livchan.cn
东方直心

上页 | 共3页,当前在第2页 | 下页

2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他在同金日成的谈话中说：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泽东还说：

“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客人开始悄悄地交头接耳，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泽东：

“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又问：

“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了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毛泽东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还说：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谈到“七评”一文的写作过程时，毛泽东说：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后来吴冷西在回忆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再说毛泽东在同金日成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所。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向吴旭君说起了和金日成会晤的事，他说：

“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吴旭君见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又劝慰他说：

“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口气，开始抽烟，继而又说：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见毛泽东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说：

“主席的身体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

“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的信件。信件的署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边已经说过，赫鲁晓夫1963年1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求和信，是由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达的。

毛泽东的答复信措辞严厉，实际上是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答复信的最后部分，对赫鲁晓夫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提出了4点建议，其中一点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3月7日，苏共中央复信给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答复信逐条批驳，指责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

复信中同意在北京进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了北京，希望对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毛泽东等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作了一些解释。

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3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这个批示下达后，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

3月16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问题，他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的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中央，这个大概也下了。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5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上次在复信中提出了这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苏共3月7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看，我们不知道你们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5月。来信不是说要在今年5月会谈吗，我们就推迟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是从来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两党往来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要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7篇文章，再有3篇就10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哥穆尔卡3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些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的。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是完全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3月17日晚，毛泽东为“八评”写了一段开篇语，他写道：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后来，康生、吴冷西及写作班子其他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的末尾增加了两段文字：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机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3月18日，毛泽东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

安吉！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信中所说的“寄书”中的“书”即后文中的“高文典册”，指高亨的研究著述；“寄词”中的“词”指高亨填写的歌颂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一词。高亨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山东大学校领导不失时机地将毛泽东写在信封上的“山东大学”4个字，复制成了他们的校牌；这首《水调歌头》也因其境界阔大，气韵雄壮，在《文史哲》上发表后流传很广，在传抄流转中有人便误认为是毛泽东的词作。在1966年初，康生曾当面求证过毛泽东。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是山东大学一位知识分子写的。康生便建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水调歌头》，以正视听。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右上角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并加了一个说明：“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10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下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水调歌头

山东大学教授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堪称毛体书法精品的回信。

原来，华罗庚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决心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在给毛泽东的信和诗中，他充分表达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身生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风易受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旧胎，才能入得门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教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