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话说1964年1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民日报》的问题，他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他在谈到历史人物时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
1月7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又听取了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他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
毛泽东还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1月11日，加纳共和国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
中国为了支持加纳人民的民族斗争，由周恩来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加以前的约定，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访问。
周恩来、陈毅前往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打着绷带的恩克鲁玛飞速迎出城堡门外，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紧紧拥抱。
周恩来向恩克鲁玛总统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慰问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周恩来对恩克鲁玛说：
“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的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
恩克鲁玛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送来中国朋友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恩克鲁玛设宴招待周恩来一行，他说：
“我以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加纳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加纳人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革命以来在毛泽东——诗人、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全文如下：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代替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一天，中共中央以中发【64】26号文件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谢富治同志和谢觉哉、张鼎丞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好。他们根据典型调查和这个时期的经验，对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说明。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诸暨县枫桥区在运动开始阶段，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多捕人（7个公社共有65000人口，有地、富、反、坏分子911名，其中有比较严重地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163名，要求捕45人），在运动过程中，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部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现在把这3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到县一级党委和检察、法院党组及公安机关，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向反动阶级残余实行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要少捕人，少杀人。在1963年5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要把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经过这一段的实践，很多干部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做。
但是，目前在各级干部中，主要是在地、县两级干部中，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够。有不少同志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而习惯于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采取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动不动就想把人捉起来，甚至要求多杀几个人来打开局面，推动运动。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对敌我斗争形势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反动势力已经更加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更高了，群众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和改造的力量更强了。像建国初期那样，在很多地方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压在人民头上，非关一批、杀一批，群众不敢起来，不能翻身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依靠群众力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条件更好了，可能性更大了。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在群众面前保留一批反面教员，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为了有利于争取四类分子的子女，为了更大限度地孤立和改造那些迄今还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我们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这样做，比较把他们捉起来或者杀掉，对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更为有利。这样做现在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决不是说人民群众可以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和平共处”，“一团和气”，对于他们的破坏活动可以置若罔闻，不加反对、制裁和镇压，而是要依靠广大群众更有力地对他们实行监督、斗争、教育和改造，也就是有力地对他们实行专政。同时，对于现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非逮捕不可的，还是要逮捕。对于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确实非杀不可的，还是要在少杀的原则下，经中央主管机关批准，杀一部分。
在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成功的经验。这两篇讲话和浙江省委的文件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诸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请你们把这个批语连同转发的3个文件，在有关干部中认真加以讨论，并且贯彻执行。
中央 1964年1月14日
1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及李敦白到中南海家中作客。他在和客人们的谈话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发展过程和在延安度过的岁月。他说：
“革命者并不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反动派杀了很多人民。”“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又对斯特朗说：
“你离开我们后，以及我们离开延安后，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以为我们一切都完了。你知道，任何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害怕的必要。因为，他们一定会分裂。”
毛泽东接着问客人们：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回答说：
“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都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的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世界战争的。第1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10个手指按住了10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张开10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谈到了中苏关系，他说：
“至于战争会不会来自苏联？”“不怕他们，他们有核牙齿，我们有手榴弹。他怕得很。苏联不敢打仗，打起来，苏联的老百姓不干。”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1958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1958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转入了反攻，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他们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不死人，第二天不会塌下来，第三山上地上草木照样长，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第五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在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